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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达一回神，钟晶晶已经转身离去了。看着钟晶晶优雅的背影，那杨柳般摇曳的小身子，他的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美人儿，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了。不是我王文达有意跟你过不去，有意要抓你的把柄，是因为政治斗争需要你做牺牲品，我才不得不为之。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更不想伤害你，但是，没有办法，我要是不伤害你，社会就要伤害我。你怪不得别人，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离婚的男人一大把，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一个苏一玮？为什么偏偏去当他的牺牲品？但是，话说回来，要是你与苏一玮没有那点事儿，又哪有我的今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创造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让我平步青云。并且，还希望你给我创造更好的机会，让我完成任务。
人就是怪，当王文达最初怀疑钟晶晶与苏一玮有那种事儿后，他的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平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妒忌与愤恨。尽管他知道，他与苏一玮根本无法比，也根本就没有资格吃他的醋，但是，作为一个深深爱着钟晶晶的男人，他又无法摆脱对同类的仇视。现在，当事物发展变成了利益交换的时候，他又恨不得他们多发生点事儿。他就好比一个猎人，设好圈套，专门等着猎物上钩。然而，猎物却不再来了，这使他感到很失望，难道他们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还是苏一玮有所觉察？
苏一玮的确与钟晶晶好久没有见过面了。没有见面不是苏一玮察觉到有人算计他，也不是苏一玮不想钟晶晶，而是临下决心见面时又改变了主意。他总觉得在这个关系到他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出麻烦事，这样一叮嘱，也就克制住了。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还与叶瑶的闯入不无关联。这个疯丫头，这个小妖精，她总是不按规则出牌，而且每次出现都让他感到新鲜刺激，这不能不说分散了他的精力。
这天下午，苏一玮来到办公室，刚签署了几个批文，就听到楼道里传来了一阵吵吵闹闹的喧哗声。他听到李家昌说：“苏市长早上有会议，你有啥事到我的办公室去说。”另一个人却说：“我就找苏市长，他是我们沙县的人，别人不了解我们沙县的情况，他总了解吧。”苏一玮一听那说话的口气，就知道是沙县老家来人找他反映问题，也知道李家昌出于好心，为他解难。如果他悄悄待在办公室里不出声，李家昌自然会把上访的群众打发走，把矛盾移交别处，可是，苏一玮偏偏不是那种躲事的人。在过去当县里领导的时候，他有过与农民群众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农民的秉性，你要故意回避他们，不解开绾在他们心里的疙瘩，他们还会找上门来。这样想着，苏一玮就打开门，迎了出去，为了不使李家昌在上访群众面前没有面子，就故意说：“李秘书长，我的会议取消了，正好有空，让大家到我办公室来谈吧。”
一共有三四个人，苏一玮一一把他们让进了办公室，李家昌又为他们每人倒了一杯开水，苏一玮这才问他们：“你们是沙县来的？”
其中一个岁数大一点的说：“苏市长，我们是沙县曹六沟乡的农民，我叫曹栓柱。我们沙县县里那伙领导不是个东西，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一帮子人来，悄悄把我们的井给封了，我们上县政府去讨个说法，一连去了几天，县里领导都避开了，连个影子都找不着。没有办法，我们大家一起凑了车钱，让我们几个人代表村民来找你。你是沙县出来的大领导，又是市长，我们只能找你来了，我们的井不能白白地让他们给我们封了，你得给我们做主。”
另一个农民接了说：“苏市长，那些井是我们向银行贷款打的，每一口井花了十多万元，那是我们的血汗呀，政府说封就封，一分钱也不给我们补偿，你说合理不合理？县里还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过不下去就移民，我们已经在新疆给你们联系好了地方，你们可以移到新疆去。要我们当移民也行，起码也得给我们安排得差不多，可是上面只把我们拉到新疆，每人发240元的安家费，其他什么都不管。”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好多，对于沙县的情况，苏一玮比较清楚。沙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就像一把楔子，楔在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与腾格里大沙漠的之间，阻挡着这两大沙漠的会合。上世纪90年代，由于过度的开荒造田，打井取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再加上气候变暖等影响，沙县的环境日益恶化，北部的沙窝每年以10～20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近。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沙县一旦失守，两大沙漠会合，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河西走廊就会被拦腰切断，亚欧大陆桥将会中断。沙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非同寻常的使命。省里和市里对沙县的问题特别重视，也曾组织专家到沙县会诊，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提出了关井压田的解决措施，只有扼制地下水的采伐，缩小耕种面积，适当移民，才能缓解沙化状况，减轻土地的压力。市里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市里拿一点资金，县里自筹一点资金，用于移民和善后工作。县委县政府迫于上面的压力，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采取了有力措施，组织人力，强行关井。这一关井不要紧，因为善后工作没有做好，比如打井所花费的十多万元钱谁来负担？压了田农民怎么解决生活问题？结果导致了大批群众上访，几次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两头不落好，上头说他们没有把工作做扎实，群众说他们只会讨好上级，不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与死活。
对于这个问题，苏一玮一开始就觉得市里和县里有些操之过急。生态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一阵风一阵雨。前几年，政府为了让一部人先富起来，鼓励农民打井抗旱，支持银行给农民贷款。现在回头一看走过头了，又说农民的盲目开发有错，要关井压田。这是谁之错？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没有责任？认为是政绩的时候，谁都去争，并且把它当成了升迁的垫脚石，升的升了，调的调了，所有的恶果，所有的损失，却统统留给了农民，让他们来承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再说了，就是要关井压田，生态移民，也得解决了农民的切身问题再实施，不能因为生态告急了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政府早干啥去了？为什么农民贷款打井的时候不去制止？为什么不等做好了善后工作再关井？难道各级政府就没有责任？
然而，有些事，明明是政府决策的失误，但是，你还不能直说，要是直说了，就要得罪上上下下一大批人，下面的倒好说，尤其上面的，你要得罪了，就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前途命运。一些想整倒你的人，抓到你的话柄，再夸大其词地反映上去，没有事儿也会给你弄出一点事儿。所以，面对这几个家乡来的上访群众，苏一玮实在太为难了，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势必会加剧矛盾，给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和麻烦；如果不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他又觉得太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了。
他斟酌再三，才说：“老曹呀，刚才听你们讲了这么多，对你们的处境我深表同情。我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生活得不容易，土地沙化，干旱缺水，井又被关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井不关，你们估计地下水还能维持多久？根据专家们的测算，每年地下水位要下降一到两米，照这样下去，也用不了几年，整个曹六沟乡就成了一片沙滩。所以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不是故意跟你们过不去。”
曹栓柱说：“他们早干什么吃的？要是不能打井，早不说？等到我们打好了，把钱全填到井里面去了，突然封井，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农民不负责任吗？”
苏一玮就走过去为他们加了水，和蔼地说：“来，喝点水，先消消气。你们说的有道理，很有道理。问题是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市里也不能直接插手管，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地方政府，我们只能协调解决。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回去的路费我们给你们报了，完了我与沙县县政府再协调一下，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苏一玮一说完，李家昌就接了说：“苏市长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待你们，足以说明市长对家乡的人民还是很有感情的。请你们放心，苏市长的心肯定是想着你们的，要是能帮上你们忙，他一定会帮的，你们也不要太为难苏市长了。”
曹栓柱听李家昌这么一说，也不好为难苏一玮了，就说：“我们听市长的，先回去也行。如果县里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就好，要是他们还回避着不见，我们就找省里的领导，省里的领导不解决就上北京。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管的，总会有人替我们农民说话的。”
苏一玮脸一阵阵地烧，好不容易把曹栓柱几个人劝走了，再回到办公室，操起电话直拨沙县的县长于光大。电话打通了，没有人接，又打到了沙县县政府办公室。接电话的说：“请问你找谁？”苏一玮说：“我找你们的县长于光大。”对方说：“请问你是谁？”苏一玮说：“我是西川市政府的苏一玮。”对方一听马上客气地说：“原来是苏市长！市长你好，我们于县长上省城跑资金去了，不在县里。”苏一玮说：“他去多少天了？什么时候回来？”对方说：“已经去五天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好说。”苏一玮说：“你能不能联系上他？要是能联系上让他直接给我来电话。”对方说：“好好好，我现在就联系。”
挂了电话，苏一玮长叹了一口气，气也消了大半，知道这穷县的县长也不好当，没有资金，什么都不好干，还会惹来群众的怨声。想着，就点了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