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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达早就想通过杨明山请卫国华吃一次饭，一来以答谢为由，增进一下上下级的关系。二来也可以测试一下提拔他的事发展到怎样的层面了。他非常明白，只要卫国华答应他的邀请，就意味着他的事儿彻底敲定了，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可能性有多种，一种情况是，现在还不好说，或者还有些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卫国华实在太忙抽不空儿，或者是他的级别太低，还不够资格邀请卫国华。如果这样倒也罢了，怕就怕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多得很。过去就有人被组织部考察过了，以为自己真的要当什么局长副局长了，尽人皆知，没想到上了常委会，突然被卡下了，一下被搞得土头灰脸，见了人远远地躲开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实在丢不起那样的人，也经不起那样的打击。
这天下午，他突然接到了杨明山的电话，说卫国华今晚有空，答应了他的请客。有了这一句话，他便知道他的事情彻底解决了，也知道他的那份特殊礼物被卫国华接受了，这使他感到无比欣慰。那份特殊礼物，就是他弟弟王文忠送给他的那盘录像带。
他弟弟很尽责，事发的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他。自从他与杨明山定下了幕后的交易后，他就很少上弟弟的家门，有事电话中能说清楚的就在电话中说，电话中说不清楚的就让弟弟到他家来。他怕去弟弟家勤了，让钟晶晶知道她对门的邻居就是他的弟弟，更不希望将来事情败露了让钟晶晶怨恨他，让大家唾弃他。尤其是现在，副局长的任命书还没有拿到手的时候，更要小心从事，谨慎待人。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他让弟弟立即送到他的家里来，弟弟就送来了。他马上关紧了门，才对王文忠说：“带来了？”
“带来了。”王文忠说着就将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推说，“只录了苏一玮进门和出门的两组镜头，别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钟晶晶录上了没有？”
“录上了，录得不太清楚，只录了她出门送苏一玮的镜头，不长。”
“好好好，这就不错了。”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光这一盘当然说明不了问题，如果类似的带子多录几盘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你还得辛苦辛苦，继续盯着点。”
“没问题，这又不需要我24小时盯着，只要设备打开，自动录制就行了。我只是担心你，这么辛辛苦苦地给他杨明山搞证据，到头来他如果骗了你怎么办？”
“你放心，不会的，组织部已经考察完了，现在就等着上常委会。”
送走王文忠，王文达迫不及待地看完了录像，压在心上的石头才落了下来。说实在的，这些天来，别人一口一个“王局长”的叫着，叫得他既高兴又担心，高兴是听着这盼望已久的称呼心里美滋滋地好不得意，担心的是怕有个什么闪失，人就丢大了。尤其一想到杨明山要的东西还没有完成，心情就灰暗了下来。他真怕到时候拿不出什么证据，无法给杨明山一个交代，更怕杨明山由此作梗，把他给捣鼓掉。
现在，有了这盘录像带，他底气足了许多，他打电话叫来了杨明山，他没有理由不让杨明山看，更没有理由不让杨明山知道。如果再能录上几盘同样的带子，摆放到一起，苏一玮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了。
他猜想卫国华答应他的邀请，一定是因为看过了带子，并且对带子里的内容很感兴趣。不管怎样，他决定订一家上档次的酒店，好好感谢一下这位贵人。他问杨明山：“订哪家饭店好？”杨明山显然也很高兴，就说：“订不夜城吧，我和卫书记去过，那里不错，也比较安静。”
晴雨表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似乎成了中国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有两种心态，一是新官们总想干出一些与前任领导不一样的政绩来，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要比上一位领导强，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也隐含了某种征服欲和控制欲，就是想通过手中无形的权力，把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某种社会意志，或者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以此来约束和影响他人，实现个人的人生抱负与理想。苏一玮当然也不例外，也想烧他几把火，以此证明他的能力和水平，为下一届人代会选举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苏一玮最想烧的一把火就是招商引资。他知道，现在招商引资已经泛滥成灾了，这一名词几乎成了各级各届政府的口头禅，无论是乡里还是县里，市里还是省城，莫不如是。各级各届政府汇报起成绩来总是头头是道，说起招商引资的数额大得惊人，但是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合同签了好多，到头来真正落实的没有多少。西川市也是这样，年年招商，年年引资，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引来的资金并不多，其原因除了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好，决定了招商引资的层次不会太高外，更主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太保守，条条框框限制太多，都想从中榨些油水，致使好多外来企业根没有扎稳就被压垮了，还有哪家企业肯到这里来？也有一些商家虽说也有合作意向，但是，当他们亲临西川一考察，觉得在这样一个投资环境下得到这么一点优惠政策真是划不来，说是回去考虑考虑，回去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苏一玮早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也想改一改，但是，要想改变一把手做出的决策谈何容易？现在，他终于有了平台，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更想为西川市的经济大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苏一玮准备放的第二把火就是要“烧”掉公车，遏制屁股底下的腐败。这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一些单位领导者不求进取，只求享乐，单位与单位不是比工作，比政绩，而是比谁的屁股底下坐得豪华。每个单位不断添车，不断添司机，再加上公车私用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到了双休日和节假日，公车就成了私人旅游的交通工具，一些有权控制公车者便远到省城，近到周边的县市去游玩。市政府为遏制这一现象想过不少办法，采取过不少措施，但是效果甚微。苏一玮早就提出过要实行公车改革，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除了副市长刘东阳积极支持外，别的人都不响应，最终因为市长办公会意见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苏一玮知道，意见不一致主要是王天寿不太赞成，一把手的态度往往是一些重大决策的关键，他的明朗与否就像是挂在墙上的晴雨表，直接影响着其他人的态度。当然，他也非常清楚，公车改革势必要触及到一些实权派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大气魄，如果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你就没有勇气去触及别人的利益。现在，当他有了决定权的时候，他就要付诸行动，以此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第三把火，要修建一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或曰安居工程，满足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居住问题。城市人现在面临着两大经济负担，一是子女上学，二是住房。好多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果不给予适当补贴，仅凭现有的收入恐怕一辈子都难以住上楼房。苏一玮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让困难户有饭吃，也有房住。当然，要想一下改变是不可能的，他只有先启动起来，通过融资的办法，先修建一批，然后逐年修建，分期分批解决住房困难户。
为了实施这一系列目标，苏一玮感到人的因素是相当重要的，就想来一次人事变动，重新配置和调整局级班子，起用自己信得过的有用之才。翻开中国历史，凡是成大事业者，无不求贤若渴，嗜才如命。萧何月夜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说得高一点，是英雄相惜，发现人才，起用人才；说小了，就是为巩固自己的利益集团拉帮结派。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干一番事业，手下没有一批得力干将是决然不行的。你要坐轿子，就必须有人给你抬轿子。现在充斥在局级领导岗位上的无能之辈太多了，而一些真正能干事，会干事的人却因为不会曲意逢迎上不来，他就是想大胆地起用这样一批人，为他所用。
苏一玮历来就是这样，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他很快召集了一个有关招商引资的专门会议，在以往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又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准备亲自挂帅，前赴珠江三角洲招商引资。
当然，像这样的大事他必须要给关天宇汇报的。苏一玮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刚刚当了代市长，凡事一定要找他多汇报，多请示，即使你的工作干得再好，成绩再突出，如果市委书记对你有看法了，代市长前面的那个“代”字怕是很难去掉了。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的。过去，王天寿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好多事不与市委沟通，擅自做主，到头来，有了成绩是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有了失误你一个人承担。前车之鉴，他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况且，现在自己的翅膀还没有硬，即使硬了，也要注意策略，决不能像王天寿那样太张狂。
他来到了市委。自从他成了市委的副书记兼代市长之后，每次登上市委大楼高高的台阶时，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感，仿佛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头就比过去仰得更高了，腰板也挺得越直了。一些来这里办事的官员们看到他，远远地跑来向他打招呼。他从他们那一张张卑微的笑容里，从他们那略微前倾的或瘦或胖的形体上，看到了他们的谦逊，也看到了权力的等级。
苏一玮自从暂时负责政府工作到当上代市长，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到关天宇的办公室来得比过去勤了，也没有过去那么拘谨了。而关于宇也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只纹丝不动地坐在大台板桌后面，居高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