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其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其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地方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地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政令不出某某地的传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范仲淹这项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你懂的。
其九,重命令,其十,减徭役,无需赘叙。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
吕布当年看了范仲淹这些改革,发现没有一条是错误的,若能按照这样去搞,至少能让北宋延长一百年的寿命,可惜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太强大了,连宋仁宗都抵抗不住。
吕布想到某个朝代连搞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某些人挂在嘴边的体制改革都流于空谈,足见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在东汉末年,亦复如是。
还好吕布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如某些铁腕政治人物一样杀伐果断,锐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不过眼下袁绍、袁术、陶谦、刘璋、刘备、曹操尚未剪除,大敌当前,并不适合推出太激进的改革。
吕布让华歆、王朗、田丰谨慎行事,只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那些会引起巨大反弹影响稳定的暂时搁置不处理,等外敌剪除干净了再动手不迟。
再说杀鸡给猴看,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也会让那些大世家的子弟们老实一点!
第707章 裁军精兵
吕布现在对冗官问题勉强还能承受,他现在有点吃不消的是冗兵。
吕布现在有指挥本部近卫师四万人马,下面有高顺、张辽、黄忠、赵云、张颌、徐晃、徐荣、阎行、太史慈、鞠义、朱灵、魏延、阎柔、田豫等十五个师的中央正规军,加上甘宁的黄河水师、吕岱的渤海水师,共有三十六万人马,此外还有于禁的青州兵团、臧霸的徐州兵团、魏延的豫州兵团、张燕的太行兵团、张任的荆州兵团,每个兵团都有两万多脱产精兵,此外还有皇甫嵩、朱儁的四万人马,还有马腾、班荣西域都护府两万多人马,此外还有秦谊的远洋水师,加起来一共有五十二万人马,这些人马虽然都有驻地屯田,但因为经常要调动,他们从屯田上自给军粮的比例不到两成,远远小于吕布的预计。
若是算上各州郡半脱产的建设兵团护田兵、半脱产郡兵,加起来足有百万之众,而吕布辖内民众现在只有三千多万,虽然一比三十的军民比例要比秦朝的一比二十要低不少,但吕布追求的是大汉永远昌盛繁荣,而不是秦朝的二世而亡,不可能一直那样穷兵黩武,要是像是秦朝那样下去,迟早是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这不是吕布想要的结果。
在此之前,田丰、沮授、董昭、韩浩等人屡次进言:“主公,我们现在保有的脱产军人数量太多,军费开支太高,而且军民比例过高,可用劳动力严重减少,影响了地方农、牧、工、商各业的发展。”当时吕布一心谋求尽快统一大汉疆土,根本没听进去,后来微服私访看到自己那全民皆兵政策的漏洞,吕布开始醒悟。
当吕布把四周的隐患暂时扫平后,又当王朗、华歆到达邺城后向吕布再次进谏过这个问题后,吕布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兵马众多并不一定能打出胜战,兵马少并不一定就战败了,不然就不会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传奇了,不然北宋的冗兵就能帮助赵宋王室守住开封了。”
冗兵这一点上,宋朝留下的教训最深。宋朝搞募兵制,兵农分离,兵民各司其职,各从其便,各得其利,跟后世的募兵制度都一样的,但因为宋朝动不动就招募饥民、流民入伍,发配罪犯充军,鼓励军人子弟继续从军,宋人当兵很容易,似乎谁都能入伍,可要退军就难了,因为律法规定退军至少要到六十一以上,这样一规定,军门一入深如海,进则容易退则难,这易进难退的军制,带来的恶果便是,军队老龄化,军队素质低下,新老更替周期长,军队数量极易膨胀,北宋灭亡时期的兵力比开国时多五倍,但战力却低劣很多。
北宋的冗兵不守国的教训,在随后的明朝、清朝、民国都陆续上演。
吕布吸取古往今来的类似教训,决定不搞冗兵,要搞精兵,裁减兵力。
更何况,现在中央军战力是天下第一,一个万人师足以抵挡袁绍、陶谦之流的三万人马,吕布以前动辄狮子搏兔,不仅浪费兵力,更浪费粮食、浪费民力,吕布若是这样发展下去,恐怕早晚都有杨广百万大军征高丽的惨剧,实际上杨广只派一员大将领十万大军打高丽,可能战果都要好很多。
吕布既然要搞,就要一步到位,他决定裁减掉一半人马。
首先从中央正规军里裁减,把所有身体有残疾的将士都裁减,把三十岁以上却无战功的将士裁掉,把入伍两年以上却无战功的将士裁掉,把四十岁以上虽有战功却无军衔的将士裁掉,把大字不识一个而军功排在末尾的将士裁掉。
吕布又考虑到那次微服私访时看到的“家无青壮、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情况,下令军中将士,凡是家中独子的、家中只有一个青壮的,都要退伍回去,不过若是有人战功卓著、军衔高有能力雇佣青壮劳力在家里帮佣,亦可以继续留在军中。
除中央军近卫师留两万人之外,其他师只留一万人,又因为道路的逐渐修缮完毕和四轮马车的普遍使用,后勤上的压力减轻,辅兵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了,一万人马里面保持六千战兵四千辅兵,有些机动性强的部队里辅兵更裁到只有二千人。
裁减的循序是先从近卫师开始,近卫师裁减下来的人员跟中央军一般队伍的将士放在一起裁减。
中央军裁减下来的人员再跟郡兵、护田兵裁减,裁减的标准比中央军放宽了一些,但裁减一半以上的目标是不变的。郡兵、护田兵裁剪下来的再放在县兵里面裁减,县兵裁减下来的再放在乡兵里裁减。
取消各州游击兵团的编制,精锐编入中央军,其他的编入地方郡县兵,地方郡兵、县兵、建设兵团的护田兵都是不离开本郡、本县的,所以可以是半脱产队伍,农闲时节全部参与训练、防御、治安任务,农忙时节则轮流从事种田或军事防御任务,凡是编入地方郡兵、县兵的将士们的田产都在郡城、县兵附近。
地方乡兵则是不脱产的队伍,农闲时节也是轮流参与训练、防御、治安,农忙时更不用提,轮流执行防御、治安任务,只到战时才全部武装起来。
吕布将麾下兵力根据外敌的分布而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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