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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王莽还在长安城中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按照《周礼》的记载，在全国建立仓储制度，储备谷物，做赈灾之用。他按照上古传说，改革官制，设置“四辅”，加封周公、孔子等圣贤的子孙。
王莽还大兴教育，扩大太学招生量，太学生数量很快翻了几番，突破一万人，他还在各地广建学校，征召“异能之士”，拓展了普通文士入仕的渠道。
和此前的一派乱象相比，大汉朝在王莽的治理下，真的是拨乱反正，蒸蒸日上。由于王莽不遗余力地大抓道德建设，纪纲恢复，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得以弘扬，所以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从王公贵族到文士再到普通百姓，都觉得王莽是他们利益最好的代言人，王莽具有超人的品格和能力，是人民信得过的领袖。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主持重订了“车服”制度，全国人民的着装、住房、器用按等级得到了整齐划一。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根据德政精神，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并且按《礼记》的记载，修建据说上古时曾有过的明堂，一时之间，文治达到极盛。大学者扬雄也被王莽的煌煌治绩所倾倒，孤傲的他满怀热情地作了《剧秦美新》一文，赞颂王莽的伟大。
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当政五年之后，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说他的德行，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数字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核对了当时的政府档案。
四十八万多件上书在汉朝意味着什么呢？西汉末年，全国人口不过六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盲，识字者不过数百万。而在长安附近，能够上书的识字之人加起来也不会比四十八万多多少。这就是说，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普通百姓，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如果在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肯定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在高层官员中，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达九百零二人，几乎占了全部。
由此可知，王莽篡汉并不是用武力权势威逼，而是众望所归，几乎所有人都想把王莽推向至尊宝座。
董昭将王莽的行事说到这里，强调道：“主公，不论王莽到底是假仁假义还是真正仁义，但他名望到了这个地步，民众便真心拥戴他上位，主公亦可如此行事。”
其实吕布现在在很多地方，比如掩饰野心、善待百姓上，已经做得很像王莽，但这样还是不够，吕布继续从王莽的故事里，从孔孟儒家典籍里寻找可以提高自己仁义名声的事情来做，这样做了若干年后，吕布在仁义上的名望甚至有可能超过了当年的王莽。
不过东汉人对王莽这样沽名钓誉的人有了警惕之心，所以吕布在数年间都要努力掩饰自己的野心，让朝野上下都失去了警惕心，与此同时，吕布让自己那些从龙之臣悄悄散布刘汉皇室在过去四百年的所有丑事，让刘汉皇室的威望渐渐丧失，直到民众认识到刘汉皇室根本没有资格再为天下之君时，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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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3章 王莽的教训
吕布又问董昭：“公仁，何为莫效王莽之策？”
董昭一脸认真严肃：“本来王莽仁义名望冠绝天下，登基称帝并传国子孙万代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奈何他所行政策不是开罪世家权贵，便是开罪普通民众，更为开罪四边异族！如果不是王莽诸多政策失当，他建立的新朝可能真的会延续下去，而刘汉绝无中兴重建本朝的可能。”
王莽上台后，发现新王朝内忧外患，就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人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免费受田；把大户人家的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评定物价，改革币制。
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世家豪强以及平民百姓的共同不满。
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甚至憎恨。
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并抵制王莽的统治。由于王莽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数年后，王莽被迫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王莽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一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同时对边疆异族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羌人与内地民众的不满。
王莽又将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