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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奇书手机电子书｝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马”——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2 ）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