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细一打听，才知道是“保护漕帅张大人出恭”。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像了。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马新贻的营务处总办候补道袁保庆，亦主严办。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马新贻不仅有知遇之感，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马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出真相，为马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明发上谕”：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即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伸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刺马”，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出租界，落入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像，丹桂园排演“刺马”，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子”——理发匠不能“进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入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头挑子，一面是一张凳子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头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热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
第一章“刺马”一出（3 ）
实际上这是门面话。漕帮当初订立帮规、家法时，颇有高人参预。有许多“秘诀”隐藏不露，漕帮摒拒理发匠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持秘密。因为理发匠执业时，必与顾主谈论新闻，没话找话，罔识忌讳，倘入“门槛”，则将无机密可言。所以找个很正大的理由，彻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创立漕帮者对此原则的运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帮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条运河卖艺，与漕帮有密切关系。太湖水师营与漕帮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师营官兵入帮者极多，这样，间接策动“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马”的新戏出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刺马”一出，轰动一时，张汶祥顿时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马”这出戏歆动不明内幕的百姓，自无足奇，可怪的是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做过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亦竟赋诗，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实不可恕。
此外，以刺马为题材的诗，还多得很。有一首“教场歌”，完全根据湘军借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诗是不坏，但惟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诗云：“钟山七载无烽火，仪凤城高宵不锁，丝竹东山话谢公，风流自昔惟江左。尚书辛苦选材良，阅武亲临内校场，细柳营门刚下令，华林马射正分行。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声声相闲作。帐下俄惊恶客来，天边瞥见寒星落。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岂有琼花璧月吟，门前何苦说韩擒。无情怨杀燕支井，女伴凄凉泪满襟。当日烽烟连皖豫，江头记得潜行处，良人同日窜荆榛，贱妾何羞齐相御。转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节耀钱塘，飘零萍梗无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相逢话旧情难遣，蘼芜山下惊重见，恩怨循环一晌间，罗敷枉用多留恋。鸟不高飞亦可哀，浑忘万苦贼中来，谁怜婀娜天涯树，强向侯门苑里栽。侯门深锁春光好，一夜西风吹树倒，歌舞文酣祸变生，呼天一哭天应老。浩荡长干鼓浪声，愁心重叠恨难平，春蚕已死丝仍缚，粉蝶成孤梦未醒。转眼豪华经晓露，六卅一错凭谁铸？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误认亭亭树。星使明年日下来，优扬典礼逮泉台；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沧溟作巨魁？
这首歌行，四句一转韵，为正规的梅村体。全篇重点在“又传阃内红儿殒”，因为谣言中说：马新贻与捻匪投诚的曹二虎结盟，诱曹妻私通，复杀曹二虎。马新贻“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此“红儿”即指所谓“曹妻”。以下即叙马纳“曹妻”为妾的“经过”，直至结尾，“优扬典礼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绅请在立功省分建专祠一事，而隐然有惋惜张汶祥之意，诬之甚矣！
郭则《十朝诗乘》载一诗，一韵到底，颇可一读：柳子厚龙城录载：龙城在柳州罗池市，有石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儿童竞歌是语，以为兵燹甫平，诵之以驱厉祈福也。迨马端敏遇刺，周彦升谓其应识，因作龙城谣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匕首出，日无光，柳星正对连天张。两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骑将纷趋跄，京口健儿束急装，一手偃抑纛中央，绿营员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剑耀，是日校士门关防，飞鸟不到舆盖旁，戟辕令下如秋霜，铃下肃静旗飘，但闻擂鼓声琅琅，白日照案风动裳，忽然定卒来，濡缕仿佛背有芒，贼刃大府如羊，众手搏贼如虎狼，贼顾而笑神扬扬，诘贼何名张汶祥，朝命严讯贼主张，贼对不对无惧惶。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暧味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