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第5部分

如上所述，勒方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剌、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之下。定谳后有一道上谕：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根，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1　）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从无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束张文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俊。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俊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词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历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率尔呈教，乞勿以示人”：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煎沸，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恭神完全。有时拄杖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造同蜗铨，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束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琅环秘笈具评诠，夔蛟蛇风相并怜。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2　）

这是叙何绍基的宦迹与两人的交谊，以下称道何绍基的书法：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

“龙虎”、“皮骨”形容何子贞的书法，殊为精妙。不过论本心，丁日昌不以为所谓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诗从题目到诗，对何绍基的纠缠，已微露规劝之意。

这首诗的题目是：“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昌岭外人，应为推波助澜，人事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呈教，并乞赐和。”诗中的第一段是：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日月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哪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

此诗明明是说，啖荔而作诗张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绍基“赐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绍基是否听他的规劝。何诗未见，但可料定，即能领会此意，亦必不纳。因为丁日昌仍有两首诗“呈教”，诗中并注：“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诗中又提到“灌鱼鳞水则荔旺”，佳荔名为“糯米脐”，似皆未经人道过。

丁日昌殁后，藏书陆续散出。比较能读先人之书的，只有一个丁惠康。他早年亦与长次两兄一样，是个纨绔。只是灵性不昧，名心独盛，觉得做个公子哥儿，只是酒食征逐，弄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折节读书，也中了秀才，纳资为郎，捐了个主事，但并未分部，陈石遗为他所撰的传记中说：君于经史、百家九流、训诂、词章、金石之学，皆泛其涯，落笔为文，有魏晋闲人风格；人亦如其文，虽为邑诸生，不屑求科举；虽为部郎，未尝分部学习也。尝北游欲读书南学，长沙张公百熙领学事，置君第一；旋舍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