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背负的一个重大耻辱！
周瑜在大华新建便用此年号，便是希望千年之后，历史不会重演！华夏民族能够始终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生存于世上！而靖康本身之寓意，则为安康、安乐之意，年号靖康，便是希望普天之下，从此安定、安业、乐居，彻底告别战乱动荡的黑暗岁月！
第五百八十章 建元靖康
自汉高祖刘邦统一海内，于公元前二零二年创立了大汉王朝开始，汉室历经了文景之治，武帝扩疆，及至王莽篡汉，光武帝中兴，明章之治等阶段，曾经辉煌强盛，威震天下，但还是于公元二零零年在末代汉帝刘元手中结束，将天子之宝座禅让于吴王周瑜。
大汉王朝的帝运延续了四百零二年，在内外交困之下，终于轰然倒塌。
自此，华夏大地上崛起了崭新的大“华”帝国，而历史就此改变！
初登帝位，建立新朝，周瑜自是大赦天下，安抚百姓，恩泽贫民，文武百官俱得封赏。后宫之中，立吴王妃邓渝为皇后，封小乔为贵妃，此时的邓渝，早已不是昔日与周瑜青梅竹马的青涩模样，雍容华贵，心怀更加仁厚，母仪天下之风范令周瑜也刮目相看。
长子周循，年方十五，聪明睿智，心地宽厚，极具领袖风范，被立为皇储。次子周胤，年仅十一，却是身姿雄伟，力大过人，师从赵云、张辽等人，隐隐有一代名将之潜质，周瑜大力培养，以期其未来成为国之栋梁，辅佐其兄周循。
二子之后，还有周浚等一子二女，分别是邓渝和小乔所生。皇室人丁兴旺，自然也是国家之幸。
大华帝国的都城，仍旧定于秣陵。此时秣陵城的规模，早已超越了长安和洛阳，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城内外所辖居民，怕不有了百万之众！
登基后不久，周瑜便下旨，将秣陵的名字改回为金陵，以更符合其天下都城的身份。金陵之名源自五百年前，楚威王筑城于石头山，置金陵邑。四百余年前，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如今又被周瑜改了回来，自此以金陵的名称传于后世。
世事轮回，该是如此。
终结汉室，本非周瑜所意，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威加海内，文武百官皆以其意为旨。然形势如此，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们都有此意，若是自己一味推让，便会让他们寒了心。且周瑜已下决心革除旧弊，改变历史，为日后的华夏大地免遭异族蹂躏，只有自己建立新朝方有最大的可能。
因此，周瑜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刘元的禅让。他心里明白，自此以后，他将**于高处，天子之威的背后是无尽的孤独。他还明白，自己统治的大华帝国将肩负着传承、光大华夏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的生或死、存或亡、辉煌或衰落都将压在他的肩头上，沉重异常。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周瑜最迫切想要推行的便是官制的改革。
自西周开始，其官制承袭自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以师、保、宰、太宰为百寮的首领，设六官制，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是政务官，亦称“六官”。周天子分封诸侯，这些诸侯王在其领地内，“专扬于国”，享有至高的权力。
随着地方诸侯实力的不断增长，周王室逐渐被削弱，最终名存实亡，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霸主之位，不断地相互攻伐，天下分裂，战乱不休。
由此可见，分封诸侯王一法，于周武王其时尚可谓得当，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很不发达，人口也少，天子无力统管那么广大的地域，由天子亲信的诸侯来分而治之，不失为一个良方。但此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地方诸侯拥有的权力过大，会对中央朝廷形成巨大的威胁。
及至秦王嬴政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守管政，郡尉掌兵，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员，郡之下的县，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大为分散了郡守的权力。中央官制，则是三公九卿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核心，以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奉常、宗正、少府、治粟内史九卿辅佐丞相管理政务。
秦时官制，是确保皇帝至上权威的制度，缺点在于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
汉代的官制基本上沿袭秦代，稍有改变。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这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也是内廷近臣权力膨胀的结果。后果便是，宦官、外戚势力的不断增长，过多地干预朝政，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
此外，汉武帝时推行的州郡制，初期是为了便于对各地官员的监察，而设立了州刺史，但是后期这些州刺史的羽翼渐丰，权势越来越重，变成了一个个的诸侯王国，最终也导致了汉室的灭亡。
从官员的铨选和任用制度上来看，夏商周及先秦时期，采用的是世袭制，王权与族权相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世袭制的缺陷是巨大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得到重用。
西汉时，推行荐举制，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包括察举和征辟两种制度。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在周瑜看来，他最想要做的官制改革是，中央官制改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地方官制改州郡制为行省制，官员铨选制度改荐举制为科考制！
三省六部制，是历史上的唐宋中央官制，由隋文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二十四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
较之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好处便在于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互相制约，集中皇权，分散相权。
第五百八十一章 官制改革
按照周瑜的设想，若是中央官制改为三省六部制，初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是由尚书令管辖，不过此等职位权力仍过大，若是没有合适人选，尚书令一职可以空缺，由皇帝自己来直接管理六部，这样就和历史上的明初格局类似，确保了皇权，也反过来推动皇帝要亲历政务，对天下之事明察秋毫。
地方官制，从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州郡制，都有非常大的缺陷，即地方主官的权力过大，军政皆握在其手，一旦其人有异心，日久必会生乱。
周瑜知道，历史上在秦汉之后，唐宋两朝采用的是道路制。
唐初有州三百二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
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州府、县三极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极政区。
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籴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
宋朝的路制，明显的弊端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
以宋朝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最终却被金、元所灭，这繁杂冗沉的官僚体制，不可谓不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周瑜想要采用的行省制，是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年间确定的官制。它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
元代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
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