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 第3部分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为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计就计，表示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为此，3月30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命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胡适一直摇摆不定。

蒋介石见胡适犹豫不决，决定于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这使胡适受宠若惊，终于上了圈套，答应了蒋的请求。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提名人选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并明确表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①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③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⑤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为此，蒋介石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我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协助总统以实现宪法中之民主原则。为国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应竞选总统。此不仅为谦让之故，而是诚恳之信心。总而言之，我建议我党提出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之所以“谦让”，并非真的要让胡适当总统，而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他在推举胡适的同时，就曾明确表示：“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这是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所不满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宁愿屈就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也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把总统与控制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提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是要使国家有一个有力的舵手。

既然国民党人认为总统非蒋莫属，而蒋介石又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这就需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修宪，扩大总统职权。但“宪法甫见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处”，而且“尤为少数党所不愿”，怎么办？程思远回忆，在4月5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张群表示：“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于是，中常会随即推举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去见蒋介石，当面征询意见，得到首肯。下午，王宠惠据此在中常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随后，国民党中常会做出决议：“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样，蒋介石在经过一番“谦让”，得到“紧急处分”之权的保证后，终于答应出任总统候选人，而胡适的总统梦则由此迅速破灭。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以后，随即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国民党中委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从而安抚空欢喜一场的胡适，尽快了结这一骗局。于是，王世杰再次奉命来看胡适，“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到官邸吃饭，当面向胡适表示歉意。

4月18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超越宪法之外的“紧急处分”之权。19日，国民大会又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这样，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民主”方式当上了“合法”的实权总统。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职后，随即开始行使总统职权，提名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国民党中常委黄宇人曾就此发言道：“何以不提胡适之？”蒋介石听后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真正表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由此可见，胡适在蒋介石眼中不过一介书生，根本“不能办事”，哪能做什么总统呢！

“胡说”与“著作监”

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完成七年的留美学业，于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

胡适就任教授后，把自己苦学奋进得来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国古代哲学之基础，运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主线，充实提高，自编讲义，打破了大学教坛的习惯教法，并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名闻全国，大受称赞。

胡适一完成留美学业，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和校长蔡元培鼎力提携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年轻胡适初露头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适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书匠”著称，但他更能“快友”交谈，加上个能说会道的嘴巴，讲得比写得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才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胡适曾有“酒醉上海滩”的历史。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里喝醉了酒，回家途中与巡捕厮打，被带进捕房，关了一夜，罚款五元，心里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发誓从此改过。此后闭门读书，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但他的嗜酒习惯仍时有发作，胡适有一句口头禅：“宁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为古老徽州，他家乡绩溪好客礼貌，喜迎贵宾，先要泡上一碗“碗头茶”，是用一种高级的景德镇瓷碗配有瓷盖、瓷托或金黄铜托，小巧玲珑，一派古雅。胡适在北大任教之余，曾作“旧瓶新酒”一词的考据，他说“旧瓶新酒”是西洋古谚，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据此可见胡适之喜酒了。1930年12月，胡适40岁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周年，举行了庆祝。据当时报载，在胡适的寓所宴会上，其妻江冬秀赠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劝戒酒。被称为“两代学人，一对挚友”的张元济先生，大了胡适24岁，张在上海读到报纸后，特制联语一副补赠胡适之先生四十大庆。其联语云：

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间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

胡适一生获得多少博士及荣誉博士学位，大陆与台湾学者说法不一。见于报章杂志的文字也不一致。据说台湾学者认为胡适有39个博士学位，大陆也有36个博士学位的异言。多数学者认为是35个博士学位，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适的别号、笔号、绰号有多少个，少见于报端。已知有40余个，多于他的博士学位。以下几个则鲜为人知。

一为“子供”。1906年夏，胡适考入中国公学，时年只14岁，而中国公学第一期中，他的年纪最小，个子矮，多数同学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个日本人的绰号“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和《百家姓》、《千字文》。8岁就能懂《资治通鉴》。在二三十年代里，海内外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书读得最多的，在一班读书人中，数不出几个，如果严格地讲，恐怕要数胡适首屈一指了，所以当时胡适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

三为“黄蝴蝶”。1916年8月，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的“尝试”白话诗。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当时写白话诗，有大逆不道之嫌，常为人攻击与讥讽。国学大师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吠”，直呼胡适为“黄蝴蝶”。

四为“著作监”。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即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6岁，是最年轻的教授，颇有点名气，又因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经与旧派文人黄侃有过交锋。黄侃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话文，将来就没有“文人”了。黄、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黄侃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黄侃即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著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著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五为“候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