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和陈复光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我所住的三节桥
靖国新村五十一号，正和杨杰的住宅是斜对面。杨虽有一辆小吉普车，却很少用来
代步。他家中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他的活动，我是
弄得很清楚的。他几乎每天去云南大资本家〃沦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严家可以
随时开出几桌酒席，吃顿便饭也可以拿出十几道菜来。我有时也去那里，遇到杨杰，
总爱和他聊天。他每天从家中出来要经过我家对面一个大的草坪，我的几个孩子在
那里玩的时候，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彼此都很熟悉。我原来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
应酬回来时，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
我找了两个行动员和他们研究，他们也认为杀掉杨杰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我
作出决定，他们就马上执行。不料我和他们商谈时，我的母亲正在我办公室外面的
阳台上，我们的谈话她完全听到了。等那两个行动员一走，她马上气冲冲地走了进
来，用手指着我的头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
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这一出我意料的情况，使得我只好
把准备在第二天杀杨杰的事拖延于去。
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陈复光住在我家后面篆塘新村住宅区大门临马路，连围墙
都没有。当时云南站虽撤走，而留下的特务中还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是一
向搞暗杀工作的。毛人凤又加派了保密局专搞暗杀工作的王XX、秦景川两个人到昆
明。秦为军统培植多年的刽子手，而我过去在军统局也专搞这类工作多年，并在许
多特务训练班兼任这项工作的教官，毛人风总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迟迟不
肯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怕自己跑不脱，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一定会
猜到是我于的。我如果先跑到沾益、曲靖等地，再叫他们去于，就不一定有把握，
反而打草惊蛇。当时整个局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指西南，眼看不久便要
到云贵等省。我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点残兵败将，绝不是共产党的对
手，杀几个人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在那种形势下，我实在有点心灰意懒，再加上我母亲的那几句话，因而为个人
利害考虑特别多，所以放过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以后毛人风对我没有在昆明暗杀杨
杰，而让他逃到香港，曾对我执行命令不力严加指责。至于对安恩溥、谢崇文、龙
泽汇三个人的问题，我就更加有顾虑：一方面怕杀了后反而把卢汉激怒了，不但自
己有生命之虞，而且云南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快，欲保云南，反因此而早日送掉云南；
另一方面，他们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平日出人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也比较困
难。虽然这样，但我在接到第二个命令时，我还是进行过部署，因为军统纪律很严，
对连续命令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特别在那个时候，毛人风为了挽救垂死的
局面，枪决个把大特务来对内部动摇情绪进行镇慑，是随时可能的。我当时虽一百
二十个不愿意，而仍不能不作一些布置。
云南站撤走后，云南站的外围组织却仍然存在，其中比较还有点力量的是第四
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总队长李家杰所领导的〃杰社〃。这个帮会组织的成员，
大都是第四运输处的汽车司机和搞运输工作的职工。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多是些
专搞走私贩毒偷关漏税的不法之徒，还有不少在滇缅公路上专干杀人越货的惯匪。
我当时对安恩博特别不满意，私人间一向处得不好。为了执行命令，我便叫李
家杰在他的人当中挑选了四个干暗杀有把握的人，由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
枪，先给他们十两黄金的活动费，并允许事成之后，每人再给十两黄金。李家杰也
把自己所乘的汽车给他们使用，准备在安恩博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因为这些人与
安的司机容易接近，打算先勾通安的司机，故意在偏僻的路上抛一次锚，他们尾随
在后，便可立即对安进行暗杀。
另外，由军统特务余谦所掌握的洪帮组织武圣山所领导的一些流氓，更是无恶
不作的亡命之徒，我便叫他选几个人去进行谋刺谢崇文的工作。我当时也怕他们干
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
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
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
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
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
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
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
们暂缓动手。因为昆明的手枪一响，卢汉可能不去重庆，这样我反而负不起这个责
任。两相权衡，还是以能使卢早日去见蒋介石更为重要。这样，解放前在昆明才没
有继一九四七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再来一次血案。
在卢没有去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我在昆明表面上是暂时留下来和卢保持联系，
实际上我这个时期的活动较过去任何时期都紧张。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设在我家楼下，
我们日夜不停地保持接触。昆明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卢汉的一言一行，只
要能得到这类情报，几分钟后便可传到台湾。这时在昆明的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领
导人员，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和我举行一次〃公秘会报〃（即云南站秘密领导单位与
公开特务单位的军统联合开会），交换彼此所得到的情报，研究对策，传达台湾方
面的指示。这种会报也比过去更秘密更紧张。
除此以外，我个人还得随时与驻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
保持联系。李弥当时住在云南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家中，我去他那里谈问题很不方便，
他找我也目标很大，我们总是先用电话联络好以后，到偏僻马路上碰头，坐在汽车
上去商谈。
当时李弥由卢汉处借来一辆老式轿车，前后座位中间有一道可以活动的厚玻璃
隔起来，推紧以后谈话连前面的司机都听不清楚。有时为了更好地畅谈一下，他便
坐上我的汽车，由我亲自驶到郊外，更可没有顾忌。李弥当时的野心是想取卢汉在
云南的地位而代之，因他是云南人，蒋介石叫他回云南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他表面
上对卢很尊敬，而骨子里却老是想利用我多向台湾报告一些卢靠不住的情报，这样
他可早日如愿以偿。
当时我对余程万新娶的一个小老婆很怀疑，也曾对她进行过调查和防范。据余
程万介绍这个来历不明的姨太太时说，这是名小说家张恨水代他找来的。原来，在
抗日战争期间，余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责〃，
所有官兵都佩带这两个字的臂章。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有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
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虎贲万岁》的小说。这位苏州小姐看过这本小说后，对
余异常爱慕，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所描绘的〃虎贲英雄〃，甘心充当他
的姨太太，和他秘密同居。我对她非常怀疑，怕她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策动．余程
万，因此暗中派人监视她，还告诉余的副军长彭佐熙留心她，要当心她到军部去有
什么活动。彭佐熙当时很想当军长，对这项任务他一点不放松。我鼓励他，一旦发
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好及时处理，军长一职还能不归他。
我除了做这些挑拨离间的特务活动外，有时还得做一些有关团结的工作。自李
弥回昆明后，余程万一直不痛快。因为余想由他负责云南军事方面的责任，不管谁
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
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
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
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
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于
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
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
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
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医师王子输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
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
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
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
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
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
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
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
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