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均编人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鹤一再催我把这
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
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
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
握运用的公开单位。我当时如果不是云南站长兼保防处长，也不能领导其他在云南
的公开特务组织，而且不能以保防处长名义对这些公开单位行文，所以一贯是用云
南站的化名和站长化名指挥领导所有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
当时云南站的化名为常念农，站长化名为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一九四八
年五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至于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是用我本名出
面还是仍用吴崇雨的名义，当时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
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名义通知。
从十一月初开始，在昆明各有关单位负责的特务们，为了商谈应变计划和成立
游击司令部问题，往往开会到深夜方才散去。当时商定的〃游击计划〃是：人员分
成两批，一批由我率领保防处、刑警大队、保警大队、四区公路局和四区运输处的
交通警察大队、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加上在昆特务所控制的帮会流氓，
共约有五六千人，准备随同李弥的第八军一同向滇西撤退，到中缅边境交界处去找
根据地；另一批由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鹊率领警务处特务和铁路交通警察部队，及部
分路局员工沿铁路向中越边境撤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解放军向
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
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
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退到碧鸡关附近之后，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商
人、医生等出面，发起筹备欢迎解放军入城，并临时维持昆明市秩序。当时同意出
面干这一工作的人，有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西南银楼经理孙子顺、老天宝银楼经
理朱文高、吉普贸易行经理张云雷，以及医生王子翰、甘烈明、秦作民等十多人。
他们都是不准备走的，我们的阴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出面欢迎既已得到我的
谅解，又可表示自己进步，无论哪一方面来，对他们都有好处，岂知我却准备好一
批特务等在昆明，单等筹备会成立时，真正进步的人士以为真的是〃天亮了〃，而
走出来参加活动。当时估计，中共地下人员、云南工委届时也可能有少数出面活动
的。只要不是事前约好的人来参加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便可肯定是进步人士无疑。
这时特务们便可多方留意他们的行动，弄清他们的住址。当他们最后一次集会时，
埋伏在城郊的特务便在昆明再来一次有计划的大逮捕，连夜把捕到的人解往碧鸡关，
或就在昆明杀害、而后逃走。
在这项行动计划里，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
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十二月初去见卢汉时，还向他表
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
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当时云南站力量相
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
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临解放
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
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
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
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
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
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
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
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
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
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
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
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
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民下令云南
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留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
的有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
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
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
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当时云南站连枪弹都很缺乏，硬不起来。毛人风答应由重庆拨发的美式武器装
备，也因空运紧张，迟迟没有运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五十三兵工厂的特务来一次监
守自盗的把戏，由该厂警卫稽查组与警卫大队合作，把该厂仓库存的枪弹偷出一大
批，这样才把准备打游击的特务武装起来。
十一月下旬，毛人风指示我妥善作好解决卢汉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两次拍给我
的亲译电报中，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到立即执行〃。
这寥寥二十个字的电文，说明蒋介石一面答应卢汉对他提出增拨汽油与黄金的要求，
一面却在准备下毒手了。可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在云南的军事首脑及特务头子对局
势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局势还不至很快恶化，想不到卢汉突然提前宣
布起义。
记得我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最后一次去看卢时，向他报告各地撤退到云南的特务
人数之后，并向他报告我已得到情报，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
当时各军政单位负责人连我在内，都接到解放军发出的通知书，我问他应当怎么办。
卢考虑片刻后答复我说，应当注意防范，但不必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引起
混乱和不安。当他问到我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这一活动时，我不好说出我听得到的
情报是他的部下安思溥、杨文清等人已在和中共地下人员开始接触，只说具体的人
还在调查中。我从他与我对话的内容和他面部的表情等方面推测，他早已了解这一
情况，更不难想到他本人正是这一活动的主持者。所以当我问到绥署与省府准备何
时西迁时，他只含糊地回答我还没有到时候。我要求他改派李家杰为昆明市警察局
长，并向他推荐一个保山县县长时，他也没有作出肯定答复。这样，问题是越来越
明显了。
我从卢家辞出之后，又去看过几个与卢接近的高级幕僚人员，从他们谈话中证
实了我这一判断。当晚我便邀请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
佐熙等在北校场余程万军部密商。当我把当日和卢谈话情况及我所得到的情报向他
们提供后，他们也补充了一些关于云南地方部队调动的情况。李、余等都认为卢的
态度已很明显，局势已无法挽回，只有作好充分准备。他们同时又认为，卢采取行
动至早也将在十二月中旬方有可能，这是因为卢的部署尚未妥当，同时解放军距离
昆明还相当远。
当晚我把这些情况和我们的估计向台湾报告，并请示应否马上执行毛人凤临走
时所交给我的任务。但一直到十二月九日还没有得到复电，因这时毛人风不在台湾
而与蒋介石一同去了成都。九日上午率弥、余程万、龙泽汇还去成都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龙泽汇也去了，认为云南暂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认为张群有办法解决，
便叫张群和他们一同于当天下午返回昆明。
当卢汉得到张群要去昆明的消息后，可能认为不能再延误，只好当天便行动起
来。首先是保安团队频频调动，并作好战斗准备。从当天中午起，所有飞抵昆明的
飞机一律不准再起飞，连汽油库也被保安部队看守，不准飞机加油。许多由成都经
昆明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眷属被扣留下来。原来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
部还准备把在成都大批飞往台湾的人员，先运到昆明再慢慢转往台湾，由于当时机
场电台还未被封锁，下午到达昆明上空的飞机得到地面的通知，便大部分都纷纷返
航折转成都。
这时，云南站的电台和成都台也取不到联系，对昆明这一突然紧急的变化，不
能马上得到指示。中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局本
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等，均由成都飞抵昆明，准备第二天便去台湾。
这时我心情非常烦乱：马上离开昆明吧，将来到台湾必受处分；不走呢，眼看就要
解放。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我老是犹豫不决。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