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的，所以连小孩都杀了不少。
一九四九年春，我在重庆，有天我的一个学生陈月华找我，请我向毛说情，保
释黄显声将军。我便向毛去说。毛听了笑笑，望了我很久才轻轻地说：〃这种人到
现在才放出去，对我们会有好处吗？你真太不懂政治斗争了！〃后来毛人风在重庆
主持的大屠杀中，首先被害的便是黄显声将军。
另外我还曾向毛人凤保释过一个军统特务陈为诚。他也认为这种人放出去将来
对军统不利，而在大屠杀时和另外几个特务一起杀掉了。
至于他对一些共产党的叛徒，比戴笠更凶狠的作法，我在下面将专门写述。
取信于蒋介石的方法
我调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以后，经常听到毛人风和许多处长们在闲谈时，提到
他第一次随同戴笠去见蒋介石的情况，感到非常得意。他说，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
他们时，态度非常随便，完全不像接见一般将领那样严肃。蒋在和他们谈话时，一
面还叫人把一盘宁波式的小点心拿了出来，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毛人凤对蒋介
石这种随便态度，认为是最亲切和亲信的表示。
戴笠从一九四二年以后每次离开重庆时，总是先向蒋介石报告，将军统工作交
与毛人风代为负责。最初蒋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情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
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风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
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风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风去时，最初大
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
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久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
业务也熟练，便慢慢直接找他。约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
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
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
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
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
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所以等到戴
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
毛人风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但毛的作法，却慢慢
不同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
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
风身上来。
毛人风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伺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
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但抗战胜利
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自从和美帝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
美帝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意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
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
的。我当时也在场，听了后感到很为惊异。只有毛人凤表示了一下，认为搞特务工
作的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其他的人都没有作声，因为大都希望多兼些公
职。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的时候，毛人民经常和我在闲谈
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
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
们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
民总是问得很详细。我开始以为毛人民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戴笠，
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
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
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
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
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有天下午，我因有一件急于要他批示的公文，上午送给他以后，一直没有看到
他批下来便去找他。当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恰好他刚离开，我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
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看他批了没有。当我翻开卷宗一看，真使我大吃一
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他的字一向写得
很大，我为好奇心驱使，便匆匆地看了一页，实在出我意外，他竟在对戴笠过去的
作法加以攻击。原文我已记不清楚，但还记得他的措词很婉转，只是说明今后军统
的工作应当〃专业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
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作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我
不便再看下去，虽然我一向对他比对戴笠随便得多，但如果他发现我在偷看他的这
些东西，也会和我翻脸的。不过我以后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不同
的看法。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
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
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
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
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
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
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风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
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我自从看到毛人风那几句话以后，便一直注意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当时是
一百个不满意他那种作法，认为他太对不起死去了的戴笠，有点忘恩负义，为了自
己升官便不择手段。大约过了一星期，有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
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我也在座。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
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
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
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
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人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
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循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我当时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那个报告中
还有我没有看到的问题，也通过他那次谈话露了出来。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
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
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
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风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
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
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
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
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
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
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
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
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那
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风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
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
一命令。毛人凤曾几次动员我首先作出榜样，把在长沙经营的生意停下来，并准我
一个月的假回去料理。我到了长沙，不但没有照他的做，而且还与湖南站长黄康永、
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等集资做了更多的生意。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都如此。他知道
了也只要求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
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
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元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
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
他们也会毫不掩饰的坦自承认，甚至请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