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
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
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
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
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
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
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
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
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
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
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
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
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
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
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
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
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
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学生，曾在
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
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
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
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
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
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
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
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
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
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
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
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
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
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
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
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
张春桥曾用秋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
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
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八十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
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
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
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
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一九三四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
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
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
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
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
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
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
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
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
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二十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
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一九三三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
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
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
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
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
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
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
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
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
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
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
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
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
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
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我方面的工作还
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奇…_…书^_^网｜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
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二百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
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一百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
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
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
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一九三四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
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
（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三百元。吴乃宪和张
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
再迁人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
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
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
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
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
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
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
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雨铁路局警察总署长，
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
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
沪杭雨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
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
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
共叛徒，曾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