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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一算，自己只能任一郡之王，而且还要受中央监视，那就必须寻找一个忠于汉室的老臣担任那个州的州牧，否则还是没有人庇护自己。
这样一来，算一下只有荆州和并州最有可能，司州、雍州、翼州、豫州都是北方多战之地，就算那些军阀们给自己面子，不来攻打自己，可那些狗腿子黄巾反贼也不会让自己好过。
并州苦寒，虽有军马和善战之将，可惜钱粮贫乏，自己的小日子都过不好还搞什么军政啊，最后只能把希望都放在荆州。
等等，既然老天把自己从二十一世界扔到这个世界，那又何必要逃避呢？
刘协向到窗外望去，看着殿外景致，心中感叹万千。大好江山啊，只因这汉末割据战乱和伤寒流疫，使大汉人口降至今天的十分之一，才有了后面的五胡之乱。
自此之后，虽有盛唐治世，中原依然不能一举灭外，长年受外族侵扰，自五胡之乱，经宋朝辽金南下，蒙古征杀屠戮，到了明末又遭受满洲入关，导致中华文化一直停留在没落的典范阶段，使中华文明一次次失去了蜕变的机遇，才有尔后的百年屈辱和日本侵华战争，想到自己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便是一阵恶气直冲脑门。
大汉所遭受的一切或许都是有它的根源，刘协抱着膝，坐在床上，默默地回想自己的校园生活。
自幼喜欢历史和哲学的他，没有选择父母安排的理工道路，而是考入了历史系，大三之后渐渐进入学生会史学研究会的他，性格中张扬的一面开始逐渐显露，那时候正是国内很多学者谈恢复国学的时刻，每天都有铺天盖地讨论历史与国学精髓的文章出现，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学生，自然没有认同这种观点，并且毫无顾虑的加入到批判这种国学论的大潮中，并且在南大的学生会刊物上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进行批驳，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南大哲学系老教授高宁的重视，并把他推荐给了当时国内社会学泰斗王树安老先生。
两位学者对他都是非常的欣赏，指导他用更客观的辩证思想去对待国学的精髓和糟粕，并且教授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任何文明的亮点和黑点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他们之间的优劣性是恒变的，过去的黑点也许就是今天的优点，过去的优点也许就是今天的黑点。
刘协回忆着自己的前世，或许自己是幸运的，在两位老教授的保举下，成绩并不理想的他也顺利的保送进入南大研究生院，开始跟随王树安老先生攻读中国历史社会构架学，在高宁的指导下，他也开始深入学习哲学。
然而，社会是残酷的，当逐步见识了中国当时学术环境的黑暗后，他对历史和哲学的兴趣被严重挫伤，改学经济学，希望能在毕业后寻找到一份好工作，这让两位老人大为伤心。
刘协很清楚，他让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自尊的老学者伤了自尊心，但也必须承认，学者的身份，尤其是内陆学者的身份显然没有职业经理人更吃香。
虽然没有最终坚持成为一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但他还是承继了王树安老先生的很多观点，在对中华文明到底是否为优秀文明的判断上，王树安老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文明是否真的优秀，肯定存在四个基本标准，即：
1、文明能否在达到自己的典范高度，并在典范高度后完成自我的蜕变；
2、文明能否在自己的领域和覆盖范围内实现保境安民、地域外患；
3、文明自身的亮点是否会自动退化为自己生命中的黑点；
4、文明能否在遭遇其他文明的冲击后，能够保持自己文明的特征，不冥顽不灵，不闭关自守，是否能够确保自己不进行全盘否定自身或其他文明。
从这些基本标准来判断，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优秀的，但他的演变过程中却遭遇了太多的意外和变数，尤其的是漠北游牧文明的恶化和儒家文化后期的僵化。
实际上，儒家文化既确保了中华文明达到自己典范高度，也使文明抵御其他文明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因为儒家文化的存在，也没有在达到典范高度后实现自我的蜕变，也没有阻止自身亮点从民族光环走向民族阴影的过程。
高宁教授曾经和他说过，儒家文化在今天留下了两个毒瘤，其一是君子学说的反作用，使中华文明一直没有建立合适的社会公德，却拔高了一大堆不符合中国公民去遵守的社会道德，甚至使今天的社会还将职业道德等同于社会公德，也是劳模和英雄人物道德化宣扬现象的温床，实际上劳模的本质是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技术，但不等同于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但缺乏社会公德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就习惯去拔高这些劳模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导致公民缺乏统一的社会公德，使中华可以堪称强国，却没有资本堪称大国；
其二是过多强调家族血统观，却没有强调家族的荣辱观，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贪官出现的温床，翻开那些贪官的人生记录，你会发现所有贪官污吏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去贪污去腐败，为了自己的子女父母去丧失基本的职业操守。
冥冥之中，刘协意识到自己这次的重生并不是要结束乱世这么简单，正如自己决定转学经济学的时候，王树安老先生和自己说的那样——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他心中有了计量便不再慌张，毫无疑问，当前离开京城赴外地为王是最合适的选择，一旦哥哥刘辩为董卓和曹操挟持，自己在外地就会成为汉室的象征，以荆州之财富容纳南下流民，再以汉室之名广纳天下才士名将，定可有所大为，日后挥师北上则名正言顺。
这一夜彻夜未眠，仔细思考所有的细节，还好他曾经为了写《论三国战乱对后世及中华文明的影响》这篇论文，他曾经将仔细翻阅过《后汉书》和《三国志》，包括很多教授的相关论文，对整个三国的把握和认知都有系统的认识。
他觉得自己要想南下荆州为王，再以此北上继承大业首先要做几个事情。
一、跟随自己南下荆州的人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啊！这个话对今天来说一样是成立的。
首先是考虑荆州牧的人选，从最初的刘表等人开始排列，选来选去，他觉得卢植是最合适。卢植忠于汉室，又是宇内大儒，门下弟子过千，其中不乏刘备、公孙瓒等地方军阀，既通军事奇正之道，亦有经营一州之地的能力。
除此之外代为管理自己藩郡属地的太守、长史，思量来去当以洛阳令周邑和议郎蔡邕为最佳。郡都尉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真想和父皇说调动丁原帐下张辽、高顺来，可惜这样做未免显得太露了。
荆州人才众多，且大多忠于汉室，想找出合适人才当任荆州治地的官员并不难，难的是千军易买，一将难求啊。
二、说服董太后相助自己赴荆州任藩王，虽然刘协心中清楚灵帝和董太后都有意立自己为太子，以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现在要争取还来得及，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当上皇帝也未必有什么善终。
三、在灵帝病逝前，自己还有两年时间折腾，最好是明年就能去荆州，今年必须在京城完成一些准备事宜，譬如招募一些人才，当然这些事情自己不适宜出面，而董太后和卢植无疑是最佳人选。
天亮之后，刘协立刻带着宫女去临房的董太后居所问安，最重要是取得她对自己这些想法的支持。
这几年来刘协一直是董太后亲自抚养，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否则董太后也不会时常劝说灵帝立刘协为太子。
与董太后行礼问安之后，刘协坐到董太后身边与她闲聊，聊了几句，刘协问董太后：“太后，你说孙儿若想去外地为藩王如何？”
董太后听到这话大为吃惊，她一心想立刘协为太子，只是如今何后外戚得势，屡劝灵帝未果，她急忙喝退左右，小声问刘协：“是不是张让等人让你如此问我，还是有人暗示你？”
刘协道：“非他人暗示，实在是我心中所愿，刘辩乃我兄，自古长子立世，岂能因父皇和太后疼我而置祖宗之法与不顾。”
董太后惊讶于刘协不过六岁便如此聪慧，心中更有意立他为帝，道：“协儿但且放心，一切皆由太后为你做主，定可让你继承你父皇之位。”
刘协急忙叩拜在地道：“协儿另有所谋，还望太后成全。”
董太后心中疑惑，问道：“你小小年纪到底有何打算？”
刘协道：“如今大汉皇室虽有威严，可各州黄巾起义余孽未能铲除，各地诸侯拥兵自力，虽难危及皇室，可亦危机重复，且一旦立位之争失败，何后必不容我，不如让我到外任藩，若是万一他日有贼犯京，我亦可带兵相助，此乃保汉室皇族在危机中亦可延续之法，是以请太后成全。”
董太后听了刘协这话，震惊的张开口，却连话也说不出来，她贵为太后，历经换君之变，心中知道争位失败的后果，虽是女流，也能看清眼下军阀割据的危险，能够将灵帝血脉保留一支在外或许真可起到作用。
沉思片刻，她对刘协道：“你母王氏已死，哀家受汉法之限制，也不能出外为你代藩，你可想好何人替你处理藩地事宜？”
刘协道：“我若只有一郡之地，既不能威吓军阀起异变之心，亦不能在危机之时遣兵进京，但祖法有律，在外封藩不能地过一郡，是以想请太后与父皇说，任中郎将卢植为荆州牧，封我为楚王，辖地襄阳郡；任洛阳令为襄阳太守，议郎蔡邕为长史，他们皆是忠于我大汉的良臣，虽到襄阳任职为降，亦不会推辞。”
董太后站起身，在宫中踱步，沉思片刻后道：“协儿，你不过六岁便如此智慧，上可明辨大局，下可识人善用，实有帝王之能啊，比你父亲强出许多，较之刘辩更为出色，若不能为帝，实在是我大汉皇室之憾。不过，你既无意留在京城，这样安排也并无不妥，今日我便代你向你父皇提议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