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袁绍的身上。不久他们就发现，袁绍果然在征集船只，而且已经准备了上千条，看来他真是准备逃跑了。
不过想在十几万大军面前轻松脱逃，简直是痴心妄想，就算用计也没那么容易，所以袁绍也没指望能够全身而退，只不过希望青徐联军能发现的尽量晚而已。因此，他们渡河的时候都很小心，从入夜的第一批开始，就连火把都不打，尽量悄无声息的上下船，完全是借着月光渡河。
不过袁绍在怎么想也想不到陈应和忠叔早就带着部队准备在河边伏击他们了。只不过为了隐蔽，徐州的兵马一样是人衔枚，马勒口，不发出任何的声息，就这样看着一队队士兵慢慢的上船，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袁绍巡逻的部队在周围过去了几次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袁绍的船并不多，毕竟北方人对水这种东西还是有一定的畏惧心理，不愿意置身于这种危险当中。虽然在冀州也有上千条战船，但那些人基本上都是韩馥的部下，没有能够跟着袁绍一起南下，而现在袁绍不得不征集附近的渔船，运载量当然比不了战船，数目也就有显得很了，而且还没有那么安全。
第一批两万多人顺利的渡河而过，当船回来的时候，堵在袁绍士卒们心里的石头好像放了下来。他们现在都顺从的走向了船只，准备返乡之旅。就在这些船只装了一半人的时候，大队的人马出现了，而且是以骑兵突击的方式出现的。
轰鸣的马蹄声，伴随着要命的弓箭带来了死神的呼唤，不断在逃命的人群中召唤着生命。流失的鲜血，不仅没能刺激起袁绍士卒的斗志，还让很多人陷入了疯狂的逃命行动中，他们互相践踏着扑向那些还没装满人的船只，完全失去了刚才的从容。
这就是诸葛兄弟出的鬼主意，尤其是那个小小的诸葛亮，竟然是个玩弄心理的高手，他正确的否决了陈应关于一上来就打响伏击战的想法。他认为，人的心灵都是脆弱的，在有生存机会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玩命的。
所以第一批船只，必须要让他们顺利渡河，给这些袁绍军以希望。当第二批上了一半的时候出击，才是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些已经登船的人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希望，而还没登船的人害怕失去希望，一定会大乱的，请州军遭遇到的抵抗才会是最小的，而能够取得的战果又会是最大的。
事实果然如小诸葛设计的一样，已经上了船的人发现伏兵来了的时候，开始拼命的往船下推人，并催促着船夫开船，完全不顾同袍的信义。而那些没登上船的士兵，因为觉得自己需要争取希望，不想把自己的生命留在河南岸，不仅不听指挥，根徐州军作战，布下防御阵形，组织抵抗。反而全都扑向水中的船只，想要逃命，在遭遇到船上士兵的反对之后，开始向自己的战友抡动武器。
于是极其混乱的一幕产生了，徐州军虽然人数多，在这个时候却变成局外人，冀州军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自己人之间互相砍杀，无数的船只倾翻在了淮水里。
正文第四百七十八章禅让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很多条件，无数的人命就是通向统一的必然条件之一，袁绍留在南岸的那八万大军最终都没有通过淮水。有将近两万人战死或者被淹死，其他的都做了俘虏。而越过淮水的那两万袁绍军最终也没有逃掉，再下蔡城外遭到了陈到的伏击，全军覆没，袁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找到，被陈到活擒。
在第三天，陈到带着袁绍围着寿春城转了一圈。仅仅一天之后，被围困长达两个多月的寿春城终于打开了大门，不过开门献城的并不是陶谦，而是陶谦的儿子陶商。那个雄心勃勃想要做上扬州刺史位置的人已经于昨夜去世了，努力的去追赶他主公前进的步伐了。
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终于结束了，作为它的终结是交州刺史士燮的卸任，代替他的是小将孙策。至此，三国乱世最终没有能够完全形成，就被压制了。孝献皇帝乙初平四年（癸酉，公元一九三年）五月三日，汉献帝在长安正式宣布了要禅让给我。因为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把禅让的信息放了出去，所以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折。而且这些世族现在也明白了，跟我对着干纯粹是找死，所以都自觉地把嘴闭了起来，毕竟我这一族现在已经认祖归宗，从新姓刘了，而且国号也没改，所以不会像王莽篡全那么恐怖。
不过，管不住自己嘴的人也不是没有，那些为袁术，袁绍兄弟辩护的人，还是有几个的，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臣。尤其令他们不满的是我给这两个人安的罪名居然是战犯和叛国罪，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战犯。但是随着新修订的大汉律条的制定，这些人终于明白了控制军队，挑起战争原来就是战犯，而对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老百姓赎罪就成了战争后他们应负的责任，于是这种声音越来越小了。叛国罪的认定就更简单了，挑起内战就是叛国罪。
这些老臣们在经过我的禅让典礼后，终于知道我的想法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毕竟儒家经典上也是这么讲的。我在大殿上说出了本应该是几百年后李世民常说的那段话：“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登基以后，我就在大殿上宣布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发展民生，并剥夺世家贵族的过大的权力。首先调整了政府机构，把政府来了个大变样，把立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独立了出来，利用立法权力限制了奴隶的悲惨生活，规定了一个奴隶为奴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年。超过十年，则自动成为贫民，可以从政府领取一部分的生活费，开始新的生活，原来的主人不得干涉。而且我们还规定了奴隶的孩子是平民的政策，彻底否定了世族对这些弱者生存权的掠夺。
这一项政策是针对世家虐待和随意伤害奴隶设置的，他们每一家都有无数的奴隶，多的甚至有十万人。而奴隶的社会地位又十分低下，基本上上就算被住家杀死了也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顶多就是交笔钱算了。所以必须缩短奴隶的工作年限和奴隶对自己家主的归属感，否则人口上不来会影响很多事情的。
世族对待奴隶的态度对人口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虽然我的提前介入，使这场历史上打了百年的战争只用了十分之一的时间就提前结束了，但是人口上的损失还是巨大的。据最新的统计，现在整个大汉境内，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已经降低了接近一千五百万。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一百五十三年）的五千六百四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续汉书… 郡国志五》，直接下降为四千二百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里还包括了已经转变成汉族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以前的统计数字却只是针对汉人的。
所以我必须采取这种方式，降低人口的消耗，否则，占领全球的梦想根本就无法实现。而且这些奴隶跟世族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他们拿上刀枪就是一只几千上万人的队伍，虽然训练不足，但是在战乱时期，也会成为一只可怕的私军，可以保护家主不受侵害。可是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们的存在，就是政府执法的障碍，甚至成为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消减。
这一条实际上也很好的解决了外族对汉民的仇视，因为奴隶的来源大部分是外族。虽然汉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也可能会沦为奴隶，不过，他们在战争中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当兵，哪怕是当贼，在招安后也能获得一部分可观的收入，就算最终被裁减回家，政府给的一些解散费用，也足够他们活两年的了。
正文第四百七十九章美洲奴隶问题是幕府制度真正的根接所在，没有这些奴性十足的人，幕府制度根本就进行不下去，所以我这是在从根子上破坏幕府制度。不过我会以另外的形式补充一部分官员，让当官的有地方咨询，不至于缺了幕府就没法办事，或者胡办事。这些人就是师爷，而且是领国家俸禄的师爷，并不附属于任何一位官员，门客制度渐渐的在中国没有了市场。
解决了政治上最大的矛盾，就得转型经济矛盾，毕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配套。中国历史上其实有过很多次向经济社会转型的机会，他们可能直接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但是都被强大的封建阶层打压了。不过也有比较点背的，比如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转型不了，不光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战争，战争好光了积攒下来的无数财富，使得社会无法前进。
我当然不会这么干了，所以我停下了征战，好好的发展民生，我希望社会早点进入商品经济。而且我搬出了《管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章，力排众议，在国学院里建立起了商学院，让行商获利巨大的商人来介绍他们的经验，并且不断提升商人的地位。
不过这个举措还是遭到了相当大的阻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断，而在这些儒生的眼里，商人就属于小人。不过这些儒士也受到了以糜竺，鲁肃为首的新商人势力的疯狂反击，于是商学院就发展成了一个论坛形式的地方，不断有人在里面褒贬利弊。都说理越辩越明，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越说大家越糊涂，觉得谁都有道理，各执一词，谁都占不了上风。于是在我的撺掇下，报纸应运而生，最初就是以商学院的辩论为主题开始的，然后各种言论都出现在了报纸上，当然广告业就此开始兴起。
随着国学院的建设，新的当官路线产生了，但是不同于科举，也不同于现代社会。我们不注重学生单独一次考试的成绩，选拔官员的具体条件是看他的整体表现和具体能力。校方和老师的评语以及学生们自己的推荐也占一部分比重，这样的形式代替了单一的查举制度，使官员的来源更趋多项化，又可以使学生不再受考试的拖累，那些只有学习好的学生，最后大多进了研究部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