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是年12月,“黄冈四杰”熊十力、吴昆、刘子通、李四光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庆祝光复。聚会时,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殷海光拜访熊十力,谈及冯友兰、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并不将三人放在眼里,他说胡適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谈是戏论。听罢此语,早对熊盛气凌人已有所耳闻的殷海光亦极为惊讶。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后,立刻遭到佛教人士,尤其是熊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的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旋即命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书进行系统破斥,称熊“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该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迅速写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熊十力说,《新唯识论》“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他称自己非但不是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面对老师欧阳竟无的斥责,熊十力坚持己论,他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二人虽交恶,但熊十力对老师的尊重和敬意一如既往,他常说:“宜黄一代大师,气魄甚伟,秋逸为学缜密,素履冲澹。”抗战期间,欧阳竟无病危,熊十力听说后,赶赴在四川江津的内学院探望,希望见老师最后一面。但内学院同人认为老师垂危,怕见面情绪激动受到刺激,未让他与老师做最后的诀别,熊十力深感遗憾。
一次,徐复观和老师熊十力聊天,熊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并懂得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在杭州看到章谈佛学的文章时,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在朋友家中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然后坦然吃下。
有人将自己的文章送给熊十力看,他对来人说:“你拿书给我看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常有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他求得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于报端刊登启事云:“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刊出后,张阅之,不第不以忤,犹曰:“十力真知我也!”每举之以告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接见熊十力,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对毛泽东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致书毛泽东,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并请毛泽东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熊十力担任该会委员,熊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熊十力原不在邀请之列,其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于是政协与上海方面联系,邀请熊担任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家通知时,熊正在洗澡,他对来人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上海安排其坐当日火车北上。
每次政协开会,熊十力只是“三到”: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在宾馆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领导突然莅临会议,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据他说是怕把飞机坐坏了,所以每次都坐火车。但他又无法忍受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他便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都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
少时,熊十力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日在山野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他又喜欢打菩萨,故有人将熊的行为告诉其长兄,但长兄并不加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位学生痛责熊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闲暇时,熊十力喜与友人弟子在江边或山林游走,与自然山水融成一体。他身着一袭旧布长衫,足登两只布鞋,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银色的胡子在胸前飘动,其后跟随二三门人,在山麓湖畔行吟,颇有仙风道骨之气。
钱穆回忆:“某日,有一人自四川来。其人善相,家世相传已三代矣。其来特为梁漱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锡予同余俱至其家,请相士一一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来南池子锡予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谓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
1922年,熊十力由梁漱溟推荐,到北大任教。他喜欢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并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一告示云:“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反而比去上课时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
冬天,熊十力的室内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只好全副冬装前来听讲。按课程安排,每次熊十力连讲两节课,但他一讲起来,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没有三四小时,不会下课,而且中间不休息。他从不坐着讲课,而是站在屋子中间,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每讲到精彩处,他便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因为出手太重,久而久之,学生听他讲课,都不敢坐第一排。但有人躲到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
一次,熊十力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重重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张中行回忆,熊十力的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熊的屋中有一木板床,上面的被褥等都很破旧。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他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是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
牟宗三回忆,1932年冬,他第一次与熊十力、邓高镜、林宰平、汤用彤等人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茶,熊“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谈话间,他忽然一拍桌子,大喊道:“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他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牟宗三遂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在重庆北碚期间,好友陈铭枢前来探望。二人到江边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落座时,陈背对江面,熊大为不解,问道:“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立刻重复一遍:“我就是风景。”两人哈哈大笑。
夏天,熊十力总是光着上身,即使年青女学生来访时,也如是。一次,王元化来访,熊十力恰在沐浴,招呼王进门后,他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1964年4月10日,熊十力给唐君毅胞妹唐致中的信,就写在上海市政协发给他出席三届一次会议的通知上。
梁漱溟晚年回忆熊十力:“他这个人有他敞亮的一面,他说话说得高兴的时候,会哈哈大笑,可以手舞足蹈,很畅快的样子。”
【暴烈】
熊十力患有神经衰弱,后来病情虽有好转,但一到天气闷热,思虑过多时,脑中便如针刺一般。每到这时,他的心绪就乱了,容易骂人。
殷海光曾问老师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金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原来,梁漱溟与熊论学时发生争论,争完之后,熊乘梁转身之际,跟上去打了梁三拳,并骂梁“笨蛋”。梁并未理会,径自走开了。
熊十力经常因探讨学问与其他学者发生争执。废名与熊为同乡,对熊很是佩服,常与其谈论儒道异同等问题,但他的观点常与熊的迥异,于是二人每次相遇,必是口舌相加,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二人又争执起来,到最后忽然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但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据说,再见面时,熊对废名说:“昨夜我回去想过之后,还是你的道理对。”说罢二人大笑。
关于熊十力与废名的打斗,演绎出了几个版本:汤一介的《真人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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