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第13部分

夜里，我找到柳德尼科夫师长和库罗帕坚科师长，告诉他们8月6日早晨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快就领悟了我的意图，并立即投入攻击准备。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这一手。天刚亮，我炮兵开始向敌集结兵力开火。我们站在147高地上看到，先是敌步兵、然后又是辎重队和炮兵，从山谷和掩蔽工事里爬出来，四下逃命。敌人慌乱地向南逃去。

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破坏了敌人准备在8月6日发动的进攻。

8月6日的战斗使敌人损失惨重，被打死、打伤、俘虏的人数很多。我们还缴获了8门大炮、大批的步枪和机枪。

我看到，这支部队虽然是在撤退中收拢来的，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战斗精神，仍然是作战勇猛，攻击时齐心合力，迎敌时沉着镇定。而这是最可贵的。

这样，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日终时，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我也得知，在第64集团军的新防御区——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区域，这天同样发生了激战。

最后我还知道，东南方面军①由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我从1938年就认识他，那时我们一起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当夜，我给他发了一封短信，其中提出如下建议：不要限于消极防御，而要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实施反突击。

①1942年8月7日，最高统帅部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第62、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没有坦克）。在东南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4、第57、第51集团军，以及正开赴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

我没有得到答复，甚至不清楚叶廖缅科是否收到信。

8月7日，敌人在同一方向再次转入进攻。中午时分，他们已楔入我军的防御阵地5—6公里。

我们决定再次用反攻击恢复态势。任务简单明确：粉碎敌人，并把《“文》他们赶过《“人》阿克赛河。我们《“书》决定不在白天《“屋》实施反攻击，因为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也不象8月6日那样在早晨实施，而准备在日落前两小时实施，那时天已渐黑，敌机已没有多少时间活动了，敌步兵已过河，而敌坦克还在河对岸。我们的这次冲击再次获得成功，敌人被赶过了阿克赛河。

8月12日，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海军陆战第66旅和斯大林格勒要塞区划归南部集团。

这些部队调给我后，多少使南部集团、特别是其右翼的相当稀疏的战斗队形更加紧凑密集。我们利用河流沟谷等天然屏障建起了坚固的防线。

在这段时间里，敌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南面向普洛多维托耶和阿布加涅罗沃地区进攻，我第64集团军在加强了机械化第13军（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之后，正与该敌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斗。

很清楚，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采取惯用的手段——钳形攻势。他们企图在西面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包围在城西和城西南地域的我军所有部队。看来，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才把我南部集团稍稍后撤，撤至梅什科瓦河附近。

我们8月17日接到方面军的撤退命令。南部集团司令部立即制定了部队撤退到新的地区的计划。

部队动作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夜间撤退行动，并抵达新的防御地区，未受任何损失。

敌人发现我军撤到新的防御地区时，为时已晚。只是在8月18日晚，梅什科瓦河上空才出现敌军侦察机。但是，敌机没有急于攻击我新阵地。看来，它认为不是时候。这段时间里，主要事件发生在其他方向上：第62集团军右翼的韦尔佳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一线和第64集团军左翼的普洛多维托耶——通杜托沃——斯大林格勒一线。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中，参战部队之多，武器技术装备之强，都是阿克赛河战斗所不能比拟的。

2

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时候。南部集团的顽强防御使我有权利认为，在组织阿克赛河防线时，我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各项决定，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一防御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而且可以重创他们，迫使他们撤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相信指战员们的才干，临危不惧，正确地估计形势，百折不挠地执行既定任务。

我知道，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前面，战场形势变得愈来愈危急，愈来愈令人忧虑。德国人依仗坦克、飞机的优势，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逼近。我做好了迎接任何考验的精神准备。年轻时，我在国内战争中受过锻炼。与高尔察克匪帮浴血奋战的那些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的光辉形象依然活在我心中，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那是在1919年初。我带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来到喀山，被任命为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不久，这个团的两个补充连被调去接受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检阅。司令部设在萨拉普尔。我是第二月的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带这两个连去的，天虽冷，但我还是出了满头大汗。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是一位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的首长。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些头发花白的队列教官。而我这个多少有些孩子气的年青军官，却要在他们面前指挥各有150人的两个连队，汇报训练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走错了步子，或是做错了操枪动作，就全糟了。

但是，战士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严肃气氛，一个个挺直腰板，振奋精神。就象上了发条一样。所有口令他们都完成得很认真，做到了整齐划一，准确无误。转弯，又是一个转弯，展开横队，又收拢为纵队。我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而两个月前，他们在队列里还是笨物笨脚！特别是2连的那个小伙子。

评判员们看着我，故意板着面孔，而把笑容藏在胡子下面。我知道，我的稚嫩惹他们发笑，而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我还没长胡子……

最后传来口令：

“立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在队列前走过，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补充连的训练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们团不久就要编入作战军队。

1919年3月初，我团从喀山调到了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各营分驻在托伊马、下托伊马和上托伊马三个较大的村子里。

把部队从喀山带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条不紊地组织人员上车，要给每列车分配炊具、物资、马匹和板车。应该从何着手，谁也不清楚。此外，还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军战士中有些人在喀山服役时表现还可以，一听说要离别亲友上前线，就打算往家里溜。

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团，警告我们说，如果部队出现开小差的现象，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将处分团指挥人员。

我们对部队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分队建立了审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制止一切开小差的企图。

由于我们的努力，部队很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我们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当时高尔察克发动了新的攻势。他的军队占领了阿汉斯克、奥萨、比尔斯克。3月11日，又占邻了乌法。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50公里的缺口。

白匪军卡马第8师的几个团乘虚而入，直接威胁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而在那里，在卡马河流域积存着大量的国家中部地区所急需的粮食。

我们团的任务是：尽量缩小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在春汛到来之间，把这里的居民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保障粮食外运到我国的中部地区去。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们武器不足，机枪更少的可怜，全团只有三挺“马克沁”。团长请求集团军司令员按编制给我们团配足机枪。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回答他说：

“白匪军手中有很多机枪，用他们的机枪补充吧！阿津就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第2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集团军司令员尊敬这位师长，称呼他时还带上名字和父名）就是用敌人的炮弹补充自己的炮兵。炮弹一打光，他就命令骑兵团说：‘冲到敌人后方去，搞些炮弹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与高尔察克匪徒展开战斗的前夕，我心中就对阿津师长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并不是因为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传说着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严酷无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只要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你就不再是个胆小鬼。残酷无情更容易做到，在激烈的战斗中，手中的武器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你的手别发抖。而我尊敬阿津，是因为他是一位刚毅而又机智的指挥员，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阿津和他们一起战斗，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有时，白匪用榴霰弹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地上，而阿津却跑过去，沿着隐蔽的散兵线给士兵们发烟卷。谁能不跟这样的指挥员打冲锋呢？当然，阿津这样做有点太冒失，可当时的阿津师长才年仅23岁。阿津善于迅速地判明敌人的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因此敢于把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阿津获得的荣誉激励着我，哪个年轻人不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我不想隐瞒，我当时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当然，这种想法不只我有，我们团的许多连长、营长都希望在阿津的指挥下作战。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没有见到阿津，但他在我们的想像中是个身材高大、灵活机警的人，说起话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