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战斗功勋。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12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