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来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维尔·杰尼索夫抓着水龙带管咀，红军侦察员们提着装满沙子或水的桶扑向火焰……
与烈火斗争的激烈场面也感动了我。我下了马后，向燃烧着的房屋跑去。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台阶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断了一只手臂。在她头顶上方冒着一团团的浓烟，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
突然，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响了另一个。敌人虽逃往对岸去了，但仍用燃烧弹来泄他们对整个村镇和居民们的仇恨。
应该渡过河去消灭讨伐队的炮队，并乘胜追击……但这个任务只能由正开来的团主力部队来完成。因战士们从救火现场撤下来是不可能的。战士们是不会理解我的意图的。我的助手谢尔盖耶夫来了。他报告说，大约两小时之后我团就能抵达这里。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谢尔盖耶夫带领5个骑兵侦察员到村镇南边去寻找浅滩。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比我大3—4岁，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战斗中他勇敢异常，甚至是狂热般的勇敢，有时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淡褐色，长着一张开朗、善良的俄罗斯人的脸庞。他已成家，但从未收到过妻子的信。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他的塔季扬娜。但是，每当我问起他妻子在什么地方和近况如何时，他的脸色就阴郁起来，并且沉默不语。他从不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却偏爱谈他曾在沙皇军队里担任团徒步侦察队长时的事。
有时他的确把死当儿戏。红军战士个个都卧倒在地，伸起一只手都很危险，而谢尔盖耶夫却直着身子沿散兵线来回走动。我不只一次地责问他：
“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去冒险呢？”
他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算了吧！……让他们快点打死我吧！”
不论是我本人，杰尼索夫，还是红军战士们都很尊重他的勇敢和诚实。有一次，我们与他谈起入党的事。但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回答：
“难道非党人士就不能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现在，在这里，当他看到白匪军的狂暴行为之后，他简直坐卧不宁，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如果我不派他带领几个骑兵侦察员前去，他，大概会一个人奔向河对岸。
菲利普·古里亚诺夫的侦察员们跟随我奔向村镇北边。
乌法河流到此地变得又宽又浅。为了核实从居民那里获悉的情报，侦察员亚库波夫——他是鞑靼人，我们叫他亚什卡，骑马涉水渡过河，然后又返回来。白军发现了他，向他开火，但子弹没打着身手敏捷的侦察员。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可以步行渡河。
团主力到了，但炮兵连还滞留在途中的树林里，起码要等待3—4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敌人还在继续炮击工人住宅区。我立刻作出决定，不等炮兵就强渡乌法河，追赶白匪军，直到把他们消灭干净。
我把掷弹炮班班长和军乐队队长叫来，谈了我的计划。
计划是这样的：
掷弹炮班先占领位于村镇中心的靠河边的发射阵地。乐队就摆在炮手的旁边。当各营刚一报告强渡准备工作完毕，乐队就奏起《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这支歌子。5分钟后，掷弹班向敌人开火，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向敌人扫射，这时，步兵跳入水中渡河，并高喊：“乌拉！”向敌人进攻。
将近12时，各营营长陆续报告已准备好强渡，我正打算给乐队发信号的时候，第3旅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来了。
我向他报告，我团正准备进攻。
然后，我转向乐队……旅长生气地问：
“这是演什么闹剧呀？”
“过5分钟后，您就会看到……”
河对岸已开始骚动。看来，乐队奏的曲子使敌人不知所措。白匪军们从掩蔽所站起来，向我这边张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的掷弹炮一齐开火，机关枪也哒哒地扫射起来。红军战士开始强渡乌法河，向对岸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顶不住红军战士的猛攻，仓惶逃窜。这次战斗我们抓获40个俘虏，缴获3挺机枪。
斯特罗加诺夫在整个战斗中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战斗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并要求把他刚写的报告通过电话或派骑兵通讯员送往师部。报告中这样写道：
“步兵第43团今天在乐队的伴奏下，强渡过乌法河，击退了敌人，并在继续追击中。俘虏、战利品数字，还在继续清查中。斯特罗加诺夫。1919年7月，于萨拉纳。”
红军战士保卫村镇，使居民免遭高尔察克讨伐队残害的光荣事迹，很快就在乌拉尔地区传颂起来。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性质的工作，不仅政工人员在做，每一个战士也都在做。这使我们同劳动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工厂的工人们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与白匪军进行斗争。熟悉道路和林间小路的当地居民，为我们当向导。他们知道敌人驻在什么地方、敌人向哪里调动、在哪里集结。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侦察员和向导，使我们可以在乌拉尔地区这个难以通行的、多森林的山地里，一天前进30—40公里。
7月6日，我们经过战斗夺取了曼恰日重镇，次日又占领了阿尔京斯克工厂。工厂的工人和镇上的居民为我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集会上我作了简短的致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讲话。
从萨拉普尔开始，我们与退却的高尔察克部队的后卫发生过多次战斗，每一次我们都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这一点把我们、特别是我个人惯得过分自信了。
然而敌人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么虚弱。
就在这时，新的考验接连地出现了。
我师几个团在萨拉普尔——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布古利马——乌法铁路线之间进攻时，我们不知道，高尔察克为了控制乌拉尔地区，已把大批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且已在乌法河与兹拉托乌斯特之间的山地高原上鏖战。因此，当我们在乌法河与敌军遭遇时，感到非常意外。
在别列佐夫卡附近的战斗，完全按照我们未预料及的另一种形式打了起来。我们几乎被迫转入防御。
补充侦察之后才知道，在上波塔什卡聚集了近一个营的白匪军，其配有大炮的主力部队布置在5公里远的别列佐夫卡。因此，我们决定：深夜时分，由第1营攻击盘踞在上波塔什卡的敌人；第2营绕过这个镇，攻击别列佐夫北郊敌人的翼侧。
7月9日凌晨，第1营在库兹明率领下发起攻击，尽管高尔察克匪徒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还是被1营逐出这个村镇。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战斗明显地延滞下来，因为敌人调动其主力部队，绕过我团左翼侧，向我进攻部队反击。
布哈尔指挥的第2营在夜间迂回，由于道路不好，抵达战场时已比原计划迟了很多。
形势愈发复杂了。拥有两倍优势的敌人绕过1营的左翼，向我各分队逼近。
我已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个预备队——徒步侦察小队投入了战斗，并命令骑兵下马，成步兵分队，给他们加强了机枪，也投入战斗。但兵力仍然不足。敌人觉察到我们的弱点，胆子大起来了，更加猖狂地向我冲来。
在2营没有到达战场、向别列佐夫卡的敌军侧发起攻击以前，我们必须坚持1小时以上。
共产主义营这时距我们团还有30公里，正在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进攻。因此，我只有采取最后一招了，即从发射阵地撤下两门火炮，疾速地运送到左翼侧，并迅速地展开。这一切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我们的炮手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战士们都卧倒地上。敌人见此情景，拼命向前冲。当敌人冲到了距离大炮还有400米的地方，就在这时……
我跳到卧倒在地上的炮手身旁，下达口令：
“霰弹瞄准敌人，开炮！”
炮手们迅即跳起来进行直接瞄准，霰弹开始在进攻者中间爆炸，一群敌人倒下了，另一些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布哈尔金的营正从西北方悄悄的接近别列佐夫卡，迫使敌人仓卒退却。
我们不能去追击敌人，因为部队需要立刻休息。
我没有睡着，心里思索着白匪军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抵抗？要知道，在这之前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明天他们又会玩什行新花样？应该同政委商量一下。
午夜，我走进杰尼索夫的小屋。
我们坐在桌旁，打开地图。我们的进攻路线是经过秋利加什镇到舍马哈。前面是塔尔德列斯基山，再往前是乌法列伊斯基山，翻过这两个山岭，我们将到达亚细亚。
黎明时分，我才同政委分手。我们说好，太阳升起时出发。
7月10日中午，我团未经战斗就穿过秋利加什。在这里，我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慌忙向尼亚泽佩特罗夫斯克撤退。
我师已靠近乌拉尔主山脉。通过山脉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多林的山地，这里易守难攻。如果敌人在这片山地和隘口设防，他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能建立起纵深梯次防御。那时，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火炮是很难突破这个防御的。
但是，高尔察克没来得及往这里调集预备队，没能建立起牢固的防御。他们仅仅在乌拉尔以西同我们打了几场遭遇战。他们的部队，包括卡佩利将军的那个军，都没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他们被各个击破，慌忙地撤退了。这样，在白匪军的几个主要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疏于掩护的大缺口。这使我们能够迂回敌军的两翼，甚至在当地居民中找到的可靠的向导的帮助下，绕到敌军后方。在翻越乌拉尔山脉时，我们挑选的一些最隐蔽的、连在普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路。
我师在敌人第5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即在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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