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第5部分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