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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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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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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