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有时戴笠还亲自上医院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以马翠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
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得到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的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的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图，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笔迹，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核实程克祥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身份后，才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1943年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的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他预料程克祥会要求探望周佛海的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一一照办。
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程克祥问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成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相关情况，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至于情报报道，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又问程克祥：“丁默邨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邨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不放心，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南京站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有监视和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码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码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其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码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环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由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才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比较筛选，戴笠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予以精心安排。程克祥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夺地盘。
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周佛海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立功赎罪的资本。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在伪特工方面，丁默邨也见风使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局长，以此向戴笠靠拢。
最后，陈公博也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人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这封信落在王一心手里，他立即报告戴笠。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是汉奸政府的首脑，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政府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人也十分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合作所领导权的纷争。
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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