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四十余人，戴笠首先宣布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他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主要人事分配为：参谋长李崇诗，秘书主任龚仙舫，秘书兼人事组长王一心，行动组长何友庆，经济组长邓葆光等。由于上海办事处机构庞大，主要人员都是重庆局本部的骨干，能力强、权力大，加之又是戴笠亲自坐镇主持，因而上海办事处实际上成了军统局本部，军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上海决定后，再通知重庆照办。
在设立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戴笠同时决定设立军统北平办事处，马汉三为主任。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戴笠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布置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长徐肇明负责。经戴笠请示蒋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所属的伪军部队（其中主要是伪警总团）全部交给戴笠点验接收，然后与军统局接收改编的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所属伪军部队，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中美合作所控制的武装特务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全部由军统特务担任。总队之后，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编成的交警总队达十八个，教导总队四个，并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就人数、武器、装备而言，使忠救军武装实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是逐步将这部分武装脱离戴笠控制，最后归入交警部门或警察总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伪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军与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及财产等物，并指示军统特务赵志禧先占领这些地方办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国民党海军部派人来抢。戴笠趁机还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才”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
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及汪伪76号机构财产。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
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由邓葆光负责。邓葆光到任后，帮戴笠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四十多家，房产一万多幢。9月14日，邓葆光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得大量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周佛海另有六百五十根大黄金、大元宝、美钞、古玩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保管。还有军统抢收的二百九十根大条黄金，戴笠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9月15日，戴笠在杜美路70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五百余人出席会议，特务仅自带的进口别克、雪佛莱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四条马路……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此时，接收宣告结束，肃奸的时候已经到了。
9月19日晚，戴笠将毛森、程一鸣、刘方雄从杜美路70号叫来，劈头问道：“这段时间你们在忙些什么？”
三人互望着，当然不敢承认这些天他们一直在忙于抢东西。
毛森仗着老板是同乡的关系，大胆道：“报告戴笠先生，这些天我们仍在一刻不放松地暗中注意汉奸的动静！”
戴笠“噢”了一声，问道：“他们的动静怎么样了？”
毛森不再紧张了，咳了一声，道：“非常平静，都像没事一般，这主要还是戴先生高明，汉奸都中计了。”
戴笠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毛森这马屁确实拍得恰到好处。
原来为了利用汉奸的力量与共产党争地盘、夺天下，戴笠在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时，就要毛森在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他亲手拟定的布告：
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均将酌情予以办理。
此布。
戴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这个布告的意思很明确，不管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
毛森接着道：“戴先生的布告一公布，汉奸全部中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都自我感觉良好。”
戴笠点头道：“嗯，这就好，你再查一下，看看究竟跑了多少，还剩多少。”
毛森道：“一个也没跑，并且还响应你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守待命，争取立功赎罪，等候我去接收，有些汉奸甚至希望能得到我们的重用呢！这要归功于戴先生的第二招，这一招真是了得，你和周佛海称兄道弟，还委任他为总指挥，这给汉奸带来了安慰和鼓舞。所以，他们一个个对自己的前途估计得非常乐观。有些以前持悲观态度的都觉得那是多心，根本不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连原先到处龟缩隐藏或躲藏的汉奸也大摇大摆起来。”
戴笠说：“我就是要他们这样。嗯，今天我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明天是中秋节，你们行动组负责布置杜美路70号的房子，届时至少有五百多人来……”
毛森道：“明白，15号我们开过一次五百多人的大会，这一回设施都还现成，保证同志们过一个欢乐愉快的节日。”
戴笠喝道：“我还没说完，打什么岔？明天不是你们赏月，给我好生听清楚：请汉奸赏月！”
毛森等人惊得张大了嘴巴。戴笠见他们不理解，又招手让三人近前，小声地如此这般一番耳语。毛森、陈一鸣、刘方雄会心地笑了，赞赏道：“戴先生这一计更妙！”
戴笠得意地狞笑，对一直伏案书写、不曾说话的王一心道：“完了没有？”
王一心抬起头，道：“还有一点。”
毛森等人这才看清书案上堆着的都是请柬，由王一心按花名册逐一填写。
戴笠指着请柬道：“等填完了，一共是五百六十五份，上面有他们的住址，千万别丢了，丢一张就等于漏了一个汉奸。”
三人带上请柬出去后，戴笠禁不住又是一阵狞笑。
1945年9月20日晚，夜空万里，一碧如洗，圆月如盘，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中秋之夜。在中美合作所与军统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部门头子，由中美合作所处、组长以上大特务作陪。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五百余人。
这些人第一次被召，心情很复杂，一个个心中忐忑，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坐得也十分端正，不敢向书房里张望。
书房里，戴笠、唐生明、周佛海三人陪着杜月笙说话—杜月笙的情绪不好。
抗日期间，杜月笙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重庆，不仅没有落水当汉奸，而且还跟在戴笠屁股后面折腾“忠义救国军”，现在胜利了，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功臣”。
在淳安的时候，戴笠就拍着他的肩膀说：“三哥，你总算熬出头来了。黄金荣很快要进棺材，张啸林也死在我的手下，以后上海都是你的啦！”杜月笙露出被鸦片薰得黑黄的牙齿喜道：“还不是仗雨农老弟点拨提携。”戴笠说：“这就叫作以退为进。对了，光复后你个人有什么要求？”杜月笙道：“这辈子我什么也不想了，能当当上海市市长就心满意足了。”戴笠当下满口答应，说是小事一件。
这功夫，杜月笙脸上的肌肉扭到了一堆，不断抽搐，道：“委员长任命钱大钧为市长倒也罢了，偏偏还要派一个向来自命不凡与帮会势不两立的宣铁吾来当警察局局长，这不是存心想气死我吗？”
戴笠说：“三哥，这事没办好，我也很难过，想开点。”
杜月笙道：“我是可以想开的，可我的徒弟不服呀。甚至还拿话气我，说满以为师父当市长了，徒儿今后的日子好过了，可谁知白欢喜一场，这叫我如何想得开？”
戴笠说：“凡事能想开才好，几个徒弟也只是说句气话而已。依我看，与其当个什么被人管束，终日里提心吊胆的特任官，还不如在上海滩上当一个无忧无虑、超然洒脱的无冕之王。”
唐生明道：“雨农兄说得极是，活着的最高境界就是寻找平静，我如今想要平静都难得到，杜三哥何苦陷入其中。”
这时毛森进来报告：“报告戴先生，赴宴的都到齐了。”
戴笠点点头表示知道，又问：“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毛森道：“不怎么样。主要是不明白你为何要召见他们。”
“你怎不按我说的转告他们？”
“说了。但话要从你口里出来，他们才放心。”
戴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转身对在座的人道，“走，赏月去，他们也等久了。”
杜月笙把身子在转椅上转了半圈，道：“上海的月亮不是我的，你们去，我没工夫。”
戴笠劝道：“不赏月也和他们见见面吧，大多数都是认识的。”
杜月笙道：“谁跟他们认识？他们是汉奸，我是爱国人士！”
周佛海听了，脸上绯红，尴尬难当。戴笠暗忖：人再有能耐也难超脱，只好道：“那么三哥好生悠着，我去了。”
戴笠一走入大厅，大厅里的汉奸一齐起立招呼，或鞠躬行礼走到外面，外面的汉奸亦如法炮制。
杜美路70号寓所门前的花园十分宽敞，纵然如此，还是被桌椅和人挤得满满的。每一桌都放了茶水、果品和月饼。
戴笠从大厅出来，已是晚上9点多钟，抬头一望，但见皓月当空，顿时诗兴大发，本想随口吟一首诗，无奈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