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 第53部分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六国饭店只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因看中此地的安全而喜欢在这里下榻。为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摸准了张在三楼的房间号码。一行人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二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三楼，而是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开了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

话说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的时候，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声势浩荡，应者云集。

蒋介石历来不许有势力超过他之人，他害怕冯玉祥势力壮大，进而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急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瓦解这支同盟军，并令戴笠密切配合何应钦的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建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秘书，是何应钦的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比戴笠还要进步十年。

刘建群是有名的理论家，戴笠能够和他一起前往孙殿英处当说客是颇感荣幸的。

在何应钦的引荐下，戴笠和刘建群见面了。在此之前，为了接近刘建群，戴笠已做了一番准备，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

戴笠道：“久闻建群兄大名，却无缘一起交谈，这次蒙何长官撮合，雨农真是三生有幸。”

刘建群道：“哪里哪里，徒有虚名而已。”

何应钦见戴笠如此敬重他的部下，很得意，道：“这是委员长的特意安排，你们一个是理论专家，一个是行动专家，珠联璧合，这次一定能成功。”

戴笠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我只能起陪衬作用，全仗建群兄的金嘴，定会说得孙殿英心服口服，举双手投到委员长这边来。”

两人上了车，一路上，戴笠有意追捧刘建群：“我读过建群兄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其中那句‘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真是金玉良言，令雨农刻骨铭心。”

刘建群本来得意，听戴笠口出此言，内心更是舒畅。因为这句名言并非他的创意，只在书里多处引用，如今被戴笠说成是他的名言，岂有不高兴之理？转而他又有些瞧不起戴笠，觉得他读书不求甚解，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

根据事先约定，二人见到了孙殿英。

一开始因摸索不清底细，戴笠指着刘建群向孙殿英介绍道：“这位是刘先生，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理论家。那句‘需要就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正是他在他的名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里提出的。”孙殿英微微点头，似笑非笑地不说话。

刘建群害怕孙殿英知道底细，正好借这本书说道：“献丑了，这本书不值一提。”说到这里，偏过头问戴笠，“雨农兄记得书中有一段话吗？”

戴笠问道：“你说的是哪一段？”

刘建群道：“就是开头一段。我们对于革命今后的发展，必须把握住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限制官吏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戴笠一听，知道刘建群是在有意卖弄，但在孙殿英面前绝对是对牛弹琴。因为孙殿英目不识丁，年轻时因饥饿去部队当火夫，后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且狡猾多端，树立了威信，建立一支人马，当起了土匪司令。后被国民党收编，成为四十一军军长，后来因盗挖慈禧太后墓、乾隆皇帝墓而名扬天下。

果然，孙殿英根本不懂刘建群的理论，呵欠连连道：“有什么直说，俺听不懂带拐弯的屁，就懂粗话。”

刘建群脸上红白变换着，下不来台，见孙殿英是如此粗鲁之人，感到意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戴笠道：“这次我们是奉何长官之命与孙司令接洽的，孙司令若有诚意，可提出条件……”

戴笠话未说完，刘建群害怕他夺了头功，有损自己理论家声誉，忙打断道：“何长官的意思是，孙司令不要急于和冯玉祥合作抗日，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顿军备。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才是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孙司令是聪明人，自然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之道。在当今中国，只有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会有前途。这个党就是国民党，这个领袖就是……”

孙殿英打了一个很大的呵欠，打断刘建群的话：“送客！”

走进来几个持枪的警卫，对两人道：“刘先生、戴先生，请！”

两人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刘建群一路大骂孙殿英没有文化。戴笠则陷入了沉思，发现刘建群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有能耐，无非是夸夸其谈，一副花架子，根本派不上实际用场。一路上，他开始从骨子里瞧不起刘建群的书生习气，对他爱理不理，与来时判若两样。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后，刘建群彻底泄了气，在何应钦面前大骂孙殿英无可救药，戴笠则揣摩出了孙殿英的心思。

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一向奉行“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学，政治观点并不明确。从他愿意约见二人这点看，他是愿意投蒋的，因为他目前很想找一个可靠的靠山，只是刘建群开口闭口“革命”“领袖”，丝毫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感到话不投机，就下了逐客令。

第一次虽然失败了，但并非等于白走一趟，戴笠认为关键要让孙殿英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建群，另辟蹊径，再做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之所以没引起孙殿英的重视，是因为孙对他们两个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复兴社才成立不久，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组织，并不知道内情。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分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有名的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壮大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自写信，以青海西屯垦督办，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先在英租界豪华饭店顺德下榻，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顺德见面。张先对孙殿英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展开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

一见面，孙殿英便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眼不识泰山，并说：“我们同是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做个纪念吧！”

孙殿英起来后，附在戴笠的耳边道：“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球，共1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收下，并说回南京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难得的知己，戴笠认为孙殿英确有江湖人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见时机已成熟，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道：“这是何长官给孙司令的亲笔信，想请孙司令任省主席或老青海督办。”

孙殿英本不识字，接过信，故作风雅地看一遍，暗忖：出任省主席就得跟冯玉祥作对，多一个敌人，不如退出此地，去西北当土皇帝。于是，回道：“青海督办这位置适合我！”

戴笠道：“行，回去后我就向委员长呈报。”

孙殿英道：“要多谢雨农兄提携关照了。老孙是个粗人，不懂得刘建群那一套大文化。但有一句话是记得的，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也是这号人。雨农兄对我的大恩大德，今生今世永生难忘，他日当牛做马，也要报效！”

戴笠突然问道：“孙司令掘慈禧墓的事能不能给雨农讲讲，我最爱听这些真实的故事。”

孙殿英转动着一对牛眼，神秘地说：“雨农兄要听，殿英当然会讲，只是这里不宜说。若瞧得起我，明日光临寒舍，再详细道来。”

第二天戴笠也备了礼品，领着贾金南、王汉光一起去孙殿英驻地。

老远，就见两列人马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统一，站立得非常规矩，目光平视，中间留着一条通道。

戴笠不知底细，直往两排人中央的通道走，也无人阻拦。进得院子里，只见孙殿英站在照壁前，仰视着高墙上悬挂的一柄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大褂的彪形大汉，俯首不语地听他说话。

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戴笠道：“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候。”也不问戴笠是何人，有何事来此处。

戴笠问道：“你孙大爷传的是什么道？每天这个时候都要传吗？”

副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