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部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小组学习。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讲解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其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最后，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之作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的关系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
蒋介石察觉到戴笠与CC系钩心斗角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果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
军统局成立以后，原特务处的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处长，现在我们归陈果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
戴笠说：“不怕，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遇有重大问题，我再直接找校长。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
戴笠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工作中，除了去局本部领取经费，几乎从来没有找过陈果夫。
陈果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架暗杀的勾当，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可戴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上级，陈果夫因此心里不愉快。一次，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陈果夫拦住他道：“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
戴笠心下冷笑道：这痨病鬼，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想管我呢！嘴上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
陈果夫道：“光领钱不谈工作，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
戴笠听出陈果夫把矛头指向他了，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是因为特务费支出感到费力，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利。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可王亚樵、吉鸿昌并不是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陈果夫气得呼吸急促，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不得不把气咽下去，扭头走了。
戴笠冲着他的背影，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
这时，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见了戴笠，便过来招呼道：“戴处长，附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拆开，被我抓住，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请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原来，自成立军统局以来，一处和二处斗争十分激烈，陈果夫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为徐恩曾撑腰打气，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目下，两处斗争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精力进行抢夺，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
徐恩曾涨红着脸诘问道：“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你身为处长，怎么可以这样呢！”
戴笠说：“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我为什么不能抢！”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陈果夫过来了，向徐恩曾问清原因，转过身对戴笠说：“戴处长，这就是你的错了。按分工，你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策反、绑架暗杀一类的事。成立邮检处，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地下活动方面的，你在这方面插上一脚，岂不让人说成‘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戴笠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就像耗子是人类的敌人一样，谁都可以拿，管它是猫还是狗。陈局长，一碗水要端平，你这样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说我不把你当上级，你这种领导方法叫我怎样把你当上级？”
陈果夫气得青筋暴起，指着戴笠说：“你……”
戴笠说：“我怎么啦？我不就是一个小瘪三吗？我当初在胡靖安手下跑单，面对王世和那么强大的欺压都挨过来了，现在还怕谁不成？只要我戴笠替校长卖命，谁整我都不怕！”
陈果夫拉着徐恩曾的手，道：“走，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说着，两人转身就走。
徐恩曾道：“表哥，他这样目无上级，你怎么不向委员长参一本？”
陈果夫道：“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看中他哪一点，把他当宝贝似的，我也奈何不得。”
与戴笠争吵以后，陈果夫由恼怒变成仇恨，为了彻底控制邮电检查，向蒋介石建议把原先秘密的邮电检查变为公开检查，并一手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心腹金立武任三处处长。从此，各个城市从邮电检查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
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陈果夫的心腹，往往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透露给一处，所以材料到戴笠手上时，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戴笠手下的人纷纷向他诉苦道：“处长，CC系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总得想想办法。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长此下去，气向哪里出？”
戴笠听到各方汇报，心里乱糟糟的，恨不得立即把陈果夫碎尸万段。
戴笠回过神来，想起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对手下道：“你们先不要急，静下心来，陈果夫肯定会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票……”说到这里，他招手让手下附过耳朵去，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众手下听了，连称妙计，下去依计布置。
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选举代表，按得票数字在会堂的大黑板上写“正”字。
一开始，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得票交替上升，陈果夫好不得意。到结束时，突然见自己竟比蒋介石多出四票，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惊得脸上流出大颗的汗来……
在这紧要关头，陈果夫急忙跑上去，对计数的道：“有人多计了票！”说罢，在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
陈果夫忧心忡忡地回去后，戴笠偷偷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老远就对还在书案旁发愣的蒋介石说：“校长，大事不好了，陈果夫想篡权了！”
蒋介石一惊，道：“别急，慢慢说。”
戴笠道：“我原来还不知道，通过这次选举，才知道陈果夫的势力如此之大，他的选票竟比校长多四票！”
蒋介石说：“他不是比我还少一票吗？正在想这小子怎么只比我少一票，难道我和他是一个档次？”
戴笠说：“校长，不是的，千真万确是陈果夫比您多四票，后来他见会场开始骚乱，才跑上去自己擦去一个‘正’字，不信可以问大家！”
蒋介石听了，脸上的肌肉立即搐动起来，手紧握拳头，用力打在书桌上道：“这小子心术不正，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倒要看他有多大能耐！”
戴笠见自己的预期目的已达到，窃喜不已，又道：“我就知道陈果夫很有能耐，网罗了一大批人，在邮检处里，CC系的人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当笑料到处传诵，我说他们，他们还威胁道：‘你小子当心点，我告诉陈局长整死你！’当时我以为他们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谁知道陈果夫真有这么厉害！”
蒋介石怒道：“我都知道了，给我滚！”
戴笠唯唯而退，退到门边，蒋介石又叫住他道：“回来，给我把陈果夫抓起来！”
戴笠回到处本部，立即召集精兵强将，去军统局局本部逮捕陈果夫，没有想到陈果夫在中统多年，耳目心腹很多，消息十分灵通，一听说蒋介石要扣留他，马上“养病”外出躲了起来。
戴笠扑了个空，内心不快，暗忖：这事最宜速战速决，必须在蒋介石的气还没消之前把陈果夫解决了，如果时间一长，陈果夫会托许多蒋介石亲近的重臣说情，就不好办了。
戴笠马不停蹄地回到蒋介石的官邸，欲向他报说陈果夫畏罪潜逃，请求追捕。人未进书房，早见里头有何应钦、卫立煌、陈布雷、于右任等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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