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 第66部分

杜月笙拈起一个梨子，“啪”地一下打开一把水果刀，几圈旋转，一个梨削好了，递给戴笠，道：“雨农兄深夜光临……”

戴笠把梨放在茶几上，从兜里掏出那张三十万元的支票，递给杜月笙。

杜月笙脸上的肌肉在灯光下抽动着，牙齿也咬紧了，戴笠的登门退款，意味着自己将要上断头台。他再也无法自制，举起了水果刀。

第三十章　西安事变　戴处长冒死救主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月笙，道：“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退礼品、拒绝赴宴，为的是免得招人攻击诋毁、授人把柄。你倒好，还托杨虎送支票给我，难道我们的交情是三十万元就可以买到的吗？你自己收好，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月笙心里一热，叫道：“拿酒来！”说着，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见状，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两人喝了血酒，结拜生死兄弟。

就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当成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使杜月笙对戴笠刮目相看，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的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自此，杜月笙成了继胡宗南之后，戴笠的第二个知己。

戴笠从上海归来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调往北方，与红军作战，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军校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陕西人，立即将其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没有文字见诸书面。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果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这次蒋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站一级的组织，单是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有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有三十个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三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围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仅次于共产党。

这段时间，因戴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追杀王亚樵等诸事，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因此进展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戴笠的妻子来南京治病，经检查，确诊为子宫癌晚期。这时候，戴笠已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尤其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于是，在带妻子毛秀丛去上海治病时，也把叶霞翟带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准备等妻子一死，正式迎娶叶霞翟。

戴笠在毛秀丛重病时突然良心发现，亲自去广爱医院看望。当毛秀丛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亏了，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戴笠听后，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速速出了病房，觉得和这种土气的农妇简直无话可说。为此，他决心把叶霞翟培养成摩登的贵妇人，准备等她在杨虎家中学完礼节再送往美国留学。

几日后，毛秀丛在上海广爱医院去世，由儿子戴藏宜扶棺运往江山保安乡安葬。

此时，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军统局和多名女青年发生性关系。其中，浙江警校毕业的赵蔼兰、周志英最能给他带来激情和亢奋，他经常把两人带在身边，整日和西北方面的军人周旋，千方百计以财、色、官等手段收买和拉拢他们。

戴笠使出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报的艰难。

在一个社交场所，戴笠偶然发现杨虎城派到南京的办事处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于是心生一计。

乍一看，向友新并没有沉鱼落雁之貌，但也楚楚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风月场上的高手，一眼便看出向友新是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后，马上请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出面，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参加舞会，由此，戴笠结识了向友新。

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热，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达到后，又利用他的特务优势，对胡逸民进行调查、盯梢、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经常光顾烟花柳巷，最近又将一位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娇。

戴笠装出无限同情的样子把这些告诉向友新。向友新拿着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不禁醋海翻波。戴笠趁机道：“他既然心中没你，你不如加入我的军统局，专搞他的情报！”

向友新爽快地答应下来，成为军统局的正式特务，自此，西北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戴笠手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办法，让他的亲信同乡毛人凤做交通员。

旧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陋习，古语云“帮亲不帮理”，可见乡党情结之根深蒂固。戴笠自当上特务处长以后，也免不了把大批大批的宗亲姻戚、同窗同乡网罗到手下。

这些乡党中，几个最出色的还是不能令他满意，周念行博学而太迂腐；王满臣聪明有余，老辣不足；张冠夫过于忠厚；毛万里虽有勇有谋，但额角太突，容易树敌。一次，毛万里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自恃是“老板”的同乡，对王孔安很不客气。戴笠教训道：“毛万里这个万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们！你怎么不学学你五哥遇事多思考？”

毛万里顶撞道：“你怎么不叫他来？”

一句话提醒了戴笠，当时，恰好黄埔好友叶彦世向他求职，于是戴笠下定决心，派人把在崇德县任秘书的毛人凤叫了出来，安排他在浙江警校任文书。

和其他江山同乡比起来，毛人凤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计，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圆滑，尤其是那一套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特务处元老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培养毛人凤，不会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戴笠在叫毛人凤出山之前，已作好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军统局交给毛人凤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凤，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剿共，把枪口调过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凤根据旨意，认真搜集有关西北军和东北军相处方面的情报，结果发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关系很差，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恶感。

戴笠得知，马上指使西北区的特务们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转而又想，张学良、杨虎城也是十分狡猾的家伙，他们会不会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监视呢？

特务工作最好是多点怀疑心，想到这一点，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凤：重点注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人物关系。

这一招果然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凤很快发来一份急电：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层接触频繁、关系密切。近日，张学良、杨虎城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把这份情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惊，并指示：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事隔两天，向友新、毛人凤又传来密报：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戴笠得此紧急情报，立即飞报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