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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吗？”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也没用，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就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碍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别人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镇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纸电文道：“戴处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或特务处的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认为一旦打起来岂不要了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争吵激烈，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拒绝参加会议。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混乱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不打都难以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做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不能真打，只能做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完全决定于校长本人，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之目的，无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则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综上所述，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雨农兄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乃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的复电，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龄见戴笠对蒋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动，嘴里却道：“你不能跟我们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农是个特务头子，去了反而坏事。”
戴笠见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干咳一声，对宋美龄道：“还是让雨农一起去吧。雨农和汉卿的关系很好，而且汉卿周围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后，还要发动他们说服汉卿。”
宋美龄这才对戴笠说：“和我们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影响大局。”戴笠喜道：“雨农记住了。”
原来，戴笠早料到宋美龄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说好了，到时请替自己说话。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下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被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量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究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督侦查，以秘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是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作定夺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带上两支勃朗宁手枪，上满子弹，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机场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另外还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共七人，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
两个多钟头后，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了舱，张学良早已迎候在机场。
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之际，戴笠以他职业的敏锐扫视周围。但见机场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绪十分低落，心底涌起一种大难临头的悲哀。
正想着，一个年轻士兵用东北官话对戴笠说：“先生，请举起双手接受检查！”
戴笠机械地举起双手，身上两支手枪被搜去。
这时，宋美龄对张学良道：“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
张学良回道：“夫人请便，汉卿不敢。”
上了车，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枪藏在夫人皮箱里。
正想着，车队已开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刚下车，张学良对戴笠说：“雨农兄在这里委屈一下，家里还有一个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纳三人去高桂滋公馆见委员长。”
戴笠苦笑道：“汉卿请便。”然后，戴笠被张学良的副官带进了张公馆。
刚进门，只见一位穿军装的壮年汉子操着四川口音叫道：“戴雨农，你怎么来了？我以为汉卿要我陪哪位贵宾呢。”
这汉子是曾扩情，黄埔军校一期生，因他年纪是黄埔生中最大又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首，加之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被黄埔生尊称为“扩大哥”。戴笠跑单帮时曾得过他不少救济。“扩大哥”常常带着他去南京下等妓院，因此很有交情。
曾扩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由于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老大哥，只在北伐军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一上火线就“带花”。1928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当年10月间，就派曾扩情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的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翘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连当时打了败仗逃到四川的吴佩孚，也亲书一副对联送他。吴用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副对联，比衣锦还乡更感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钦佩这位北洋军阀首领，如今吴佩孚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五十大寿的对联更加显示吴佩孚对自己的尊敬。
尝过第一次入川当特派员的甜头之后，1933年8月间，曾扩情再一次兴高采烈地随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去四川，委任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