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理君见唐绍仪被砍中倒地，凭经验知其无救，便指挥李阿大、王兴国与谢志磐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走到客厅门口，一手抓住门的把手，一面假装向客厅里面打招呼：“不必送了老太爷，你再仔细看看，若满意我回去再送几件来。”仿佛他在与里面的唐绍仪作别。他的这一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门庭中的几个保镖与门卫，保镖和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还和他们友好地打招呼。赵理君一行上了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正在这时，唐公馆中那位去拿火柴的佣人回到客厅中，一见此情景吓得大叫起来：“抓强盗！”庭院中的保镖听到叫声，知道出了大事，拔出手枪就去追那已开出的汽车，但这时汽车已开远了，他们向汽车开了几枪，汽车一拐弯就不见了。
话分两头。当土肥原想让唐绍仪出面建立汉奸政府的同时，又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黑帮势力。
上海沦陷时，杜月笙按戴笠的吩咐，转告了蒋介石的命令，要张啸林离开上海去香港。
张啸林道：“俗话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我们这号人一旦离开目前所居地盘就会一钱不值。”
杜月笙道：“啸林，你要认清形势，一旦落在日本人手里……”
张啸林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道：“你以为跟着国民党会有什么好处？我看东洋人不见得有啥不好，就算不好，他们也不会打进法租界来的。”
杜月笙还想讲，张啸林豹眼一睁，气道：“省省吧，月笙！我们的情分到此为止，我已打定主意，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侬喜欢当议长、会长、董事长，侬尽管去当；我爱洋财，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赌场，开我的窑子，这样不是很好吗？今天我们把话说尽了，以后不论遭遇如何，彼此都很对不起了！”
杜月笙黯然离去，向戴笠回复。戴笠想了想，笑道：“这样岂不更好？等他当了汉奸，我再亲手铲除他，上海滩就只剩一个老牌子的黄金荣，今后不等于这地盘都是三哥的了！”
杜月笙生气道：“雨农，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江湖上名声第一当紧，我怎会有那不良之心！”
戴笠说：“不是你要杀他，是他非要撞我枪口，江湖上谁敢说三哥的不是？”
杜月笙喃喃道：“反正我不许你杀啸林！”
张啸林也和戴笠一样，是在十六铺码头跟杜月笙认识的。一次，杜月笙因寡不敌众，手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也被打得不省人事。张啸林将杜月笙送医诊治，从那以后两人成为兄弟。后来张啸林扶摇直上，在黑帮中的地位一下子和杜月笙平起平坐，因此，也就出现了争抢地盘、钩心斗角之类的事情，甚至到了分庭抗礼的地步。
如今，张啸林野心勃勃，心想：一旦你杜月笙离开上海，黄金荣老朽昏庸，难成气候，我何不趁机大捞一把，成为上海第一号大亨？
对张啸林的想法，杜月笙是一清二楚的，知道他不想去香港的原因，除了想趁机捞一把之外，他对国民党不“感冒”，是因为有两件事令他耿耿于怀：
一是他的长子张法尧，去法国留学混了个博士回国后，托顾维钧、诸民宜带他儿子去进见蒋介石，满心希望蒋能看在他过去替国民党卖力的份儿上，给儿子一个官做做。事先他还托杜月笙去打招呼。不料蒋在接见时，见小张留洋回来却并不是很有能力，也就没有委以重任。张啸林认为蒋介石太不讲交情，觉得实质上是看不起他的流氓出身，所以怀恨在心。同时，张亦以为这是杜月笙不肯替他尽力，由此对杜月笙更加貌合神离，常发牢骚骂杜月笙没有义气，肚子里怀鬼。
另一件事是深受蒋介石宠信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一天到杭州饭庄来用膳，在楼梯口遇见一个美艳少妇，即上前调戏。殊不知这是张啸林宠爱的小老婆，她没想到有人敢在这里吃她的豆腐，遂张口骂去，结果闹到账房。张啸林那天也在，认为此人真是胆大包天，乃厉声问他是什么人，在上海有什么朋友。周不知面前是张大帅，仍不报姓名，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我朋友多着呢，吴铁城、杜月笙都是。”当时吴是市长，杜月笙声誉日隆。张以为他是虚张声势唬人，当下就连扇两记耳光，口里还骂道：“这个是你的杜月笙！这个是你的吴铁城！”周被打后，打电话给吴、杜。等吴、杜赶到，张始知自己闯了大祸，遂听凭吴、杜从中调解。周受此奇耻大辱，自不甘休，即向蒋介石告状。蒋袒周抑张，最后迫令张捐献一架祝寿飞机方始罢休，令张啸林十分不满。
杜月笙去了香港后，戴笠的手下马上探得张啸林在杭州兜了一圈，又上了莫干山。此时，土肥原正在四处寻他，并亲往莫干山与张啸林密谈。张啸林下山后，一边大发国难财，一边与土肥原订立密约，着手在上海筹备浙江省伪政府，土肥原答应委任他为浙江省省长。
此时，正值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特务处不复存在，趁此机会，戴笠电邀在香港的杜月笙来武昌。恰巧，蒋介石又在汉口找戴笠谈话。其间，戴笠宴请了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告辞，席间只剩下杜月笙、陆京士、汪曼云三个人。
戴笠单刀直入道：“三哥，张啸林在上海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月笙一惊，替张啸林辩解道：“不会吧，大概是我们相隔太远，传闻失实吧？”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话，站起来在地板上兜起了小圈子，他是久经江湖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类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最爱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因此，他故意把杜月笙的两个徒弟留在现场，有陆、汪两人作证，一旦张啸林被杀，都知道这是戴笠的事，与杜月笙无关。
兜了几圈，戴笠手按杜月笙的肩，道：“三哥，你要大义灭亲呵！”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紧张得一齐盯着杜月笙……
杜月笙脸一沉，激动地说道：“我的人决不杀他，我还会尽可能地保护他！”
戴笠见自己的目的已达到，对汪曼云道：“曼云兄，你回上海对张啸林说：‘要是再这样搞下去，休怪我要他的脑袋！’”
汪曼云支吾道：“是，是。”
戴笠说罢，觉得还不够明白，就又加了一句道：“等我查明后立即动手！”
杜月笙领着两位徒弟出门了，对陆、汪二人道：“听雨农的口气，啸林很危险。雨农一向神通广大，又不肯听我劝，这又如何是好？”
陆、汪二人劝道：“师父尽了心，我们都眼见了，张啸林一定要跟雨农作对，惹了祸是他自找的。”
几天后，戴笠的手下赵理君斧劈唐绍仪，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强调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去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并用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紧接着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白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作为接待一般特务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作为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二百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的房屋做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上的破庙五灵观做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准备扩建军统局。
戴笠抢占重庆地盘的同时，对暗杀张啸林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一日，戴笠准备亲临上海布置铲除张啸林之事，蒋介石急急将戴笠召去。蒋介石非常气愤，手里拿着一张报，眼睛瞪着戴笠。
戴笠垂手而立，见蒋介石久不开口，小声探问道：“委员长有事？”蒋介石将报纸一甩：“你自己去看！”
戴笠弯腰拾起，见是一张香港《南华日报》，上面发表了汪精卫的“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戴笠说：“我早就截获到他和土肥原暗中通电，只是破译……”见蒋介石不悦，马上改口道，“汪精卫12月8日不是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会议了吗，怎么他又逃到河内去了？”
蒋介石待戴笠看完了报纸，不悦道：“情况报纸上全有了，你马上派人去河内布置，要赶在他没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除掉他。”
戴笠连连道：“是！学生这就去办。”
1939年1月，戴笠由重庆飞抵香港，租借了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号公寓住下来，作为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他在香港给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办好了出国手续，要他们去河内。
戴笠吩咐道：“到了河内，你们直接去找国民党居河内总领事馆许念曾老先生帮忙，可以利用他的办公场地作为刺杀汪行动的指挥所。”
原来在此之前，戴笠已先行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去河内进行侦察。
在河内，戴笠原有一名特务，名叫方炳西，公开职务是总领事馆秘书。余乐醒此时正从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位置退了下来，戴笠利用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懂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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