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河本大作劝竹下义晴放弃这项没有把握的冒险计划，专门在北京刺探张作霖的行踪，为河本大作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其炸车做准备。
于是两个方案便合而为一了。
6月2日下午，张作霖离京前，日本特使芳泽又去张公馆，逼张正式履行郭松龄反奉时达成的“日张密约”。
张作霖正在为时局的发展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对日本人的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非常气恼。
他不接见芳泽，明知芳泽坐在其办公厅对过的客厅里，对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便故意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在我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
“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东北，我不能出卖东北，不然子孙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张骂够后，气呼呼地让翻译陈庆云将文件交给芳泽。
翻译对芳泽说：“大帅今天太忙，不能会见了，请原谅。”
芳泽只好离去，他回到使馆把文件打开一看，见张作霖在每个文件上只批个“阅”字而不署名。
他对张作霖极其恼怒，立即上报日本在华头目。
关东军便最后下了干掉张作霖的决心。
为了干掉张作霖，日本政府于1928年3月，把参谋本部的欧美情报课课长建川吉次调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身份较低的随员，使他利用这个身份秘密监视张作霖达两个月之久。
建川吉次这时已晋升为少将。
他是陆军元帅闲院宫的党羽，是一个有名的阴谋家和色鬼，外号“超级皮条客”。
在日俄战争中，他曾组建了一支建川志愿军在俄军后方战线与张作霖和其他中国土匪勾结获得明治天皇的勋章。
他表面上是张作霖的朋友，但在1916年曾亲自指挥过刺杀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在奉天陪同日本高级官员去赴宴，路上，两名投弹手向张作霖的马车投弹。
第一个投弹手的炸弹没有命中张作霖的马车，而在张的骑兵卫队中爆炸了。
张作霖像猫一样一下从马车上跳下来，在烟雾中戴上马弁的帽子，跳上马弁的马在混乱中逃跑了。
张的马车被第二个投弹手的炸弹炸得粉碎。
6月2日，张作霖电告他的各路指挥官，他决定撤回东北。
建川吉次立即派田中隆吉大尉去北京铁路调车场研究北行各次列车的编组和路线。
5月30日，在张作霖决定他离京的前3天，田中向奉天的河本大作发了一份密电，报告北京排定的车次。
河本根据这一情报，对可能通过的任何一次列车都做了爆炸准备。
他开始把炸车地点选在巨流河铁桥上。
但因该地奉军戒备森严，故改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上。
张作霖的残兵败将经过数日撤退后，张也动身北上。
由于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对河本的阴谋有所发觉，便密电张作霖：“老道口（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行，请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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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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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为防万一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坐火车。
为了安全，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
他还让他的五姨太和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先乘一列由7节卧车组成的黄色火车先行，并使这列火车与他的专车非常相似。
待五姨太走后六七个小时，他才在卫兵的严密保卫下，于3日深夜乘黄色钢制汽车出帅府西门来到北京站，凌晨1点15分离开北京。
为了安全，张作霖还安排了3位日本军官同行，他们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虽然张作霖专车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
专车一出发，河本大作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
他根据张作霖到达皇姑屯的时间，命令手下人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雇来3名对张作霖有仇的满洲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
张作霖所乘专列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花车，挂在列车中部，专列前面还安排了一辆压道车。
随行的有国务院总理及其阁员、侍从、武官等。
列车到达天津时，靳云鹏、潘复等和2名日籍顾问下车，但义贺信也少佐仍留在车上。
张作霖知道义贺少佐是日本闲院宫的忠实随从，只要义贺在他身边火车便不会出事。
日本特务在监视张作霖专车路经山海关和锦州间，发现一列相似的专列，引起奉天日本人的迷惑。
当河本的助手们想动手炸掉那个假目标时，他们从不断传来的电报中终于区别了两列火车。
张作霖的专列在黑暗中飞驰在辽阔的满洲平原上。
张和他的随从，包括日本人义贺少佐在明亮的灯光下打麻将。
麻将打累了，便回各自的包厢休息。
6月4日清晨，专列呼啸着向皇姑屯开去。
花车里，张作霖与六姨太似睡非睡。
张作霖虽然才50多岁，但脸色发青，战乱与内外忧困，使他脸上的皱纹显得分外深，与妖艳妩媚的六姨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警卫人员在警惕地东看西看，其他大部分随员还未起床。
有的一夜未睡，刚刚进入梦乡，发出一阵又一阵鼾声。
有的人已经起床，在过道上打太极拳，借以舒筋活血，排解旅途的疲劳。
车厢里，惟有日本人义贺少佐在卧铺上不安地翻动着，他不时地看看手表。
忽然，他从铺上取下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装着上厕所的样子，穿过通道，径直向后面的公务车走去，并用毯子裹紧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通道上。
这时已是清晨5点半，专列准时来到日本人为它设置的“必死之阵”。
河本的主要助手东宫大尉紧张地注视着这列专车。
当张作霖的花车通过爆炸物时，他一按电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烈焰滚滚，黑烟弥漫，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好几丈远，花车只剩下底盘。
仅受了一下震动的义贺从车上跳下，看到此景兴奋极了，但他只说了句：“啊！好可怕呀！
”
专列爆炸时，张作霖的六姨太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
他被卫兵严密保卫起来，不准任何外人来见。
张作霖大概知道自己已不行了，便痛苦地一字一顿地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让他赶快回来！
”
说完便于6月4日上午9时半去世了，终年54岁。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河本大佐在事前嘱托一个叫安达隆成的日本浪人找到流氓刘戴明。
刘戴明以前因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务，对张作霖怀恨在心。
安达隆成以两万元的报酬要刘戴明去找三个“游民”。
刘戴明找好人后，每人先给了50元，让他们于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澡换衣服，然后连夜赶到满洲铁路陆桥附近的日军哨所听候命令。
由于其中一人中途逃跑，伊藤便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在火车到来时投掷炸弹，炸坏列车，并交给他们3封信。
其中两封是刘戴明伪造的南军炸车命令，另一封是国民政府写给某人的密信。
河本派车把他们秘密送到炸车地点处死，诈称他们是国民党北伐军派来的炸车凶手。
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后，日本政府赶快派出工兵抢修铁路，欺骗公众舆论。
同时，一面派内田领事向奉天当局建议共同调查此案，一面到处散布这是南方派来的游击队干的。
20多年后，河本大佐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不得不承认：“张作霖是我亲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干掉的。
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
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
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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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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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炸死张作霖的本意是，以张作霖之死，引起社会混乱，乘机出兵，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
为此，在炸车后，又在奉天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处连续制造了爆炸事件。
6月9日，让5节兵车在锦州与榆关之间的新车站脱轨倾覆，使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车。
6月9日至12日，连续在商埠、沈阳市内等地不断制造爆炸案。
16日，18万日军在沈阳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并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蓄意挑衅。
但日本关东军因未确知张作霖是否被炸死，未敢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皇姑屯爆炸案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恶劣行为，使奉天当局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他们便采取各种办法，严密封锁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密不发丧。
为了获得张作霖的消息，奉天总领事馆专门派日本医生去看张作霖，但被拒绝。
总领事材久治郎派妻子等日本太太们假装去张家探亲，打听消息。
但张家警惕性很高，五夫人寿太太与平常一样化妆搽粉，且面带喜色。
日本太太们见五夫人面无悲色，又隔窗望见张作霖的卧室灯光明亮，人影幢幢，平静如常，便相信了“大帅只是受了伤”的假话。
为了蒙蔽日军，张家的厨房每日照常给张作霖做饭，侍从按时送水送茶，医官杜大夫天天来府上假装看病换药，并认真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
这一切都使日本人真假难辨，不敢按原计划行动。
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时，张学良正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已开到满城，准备进攻张学良设在保定的军团部。
由于形势十分紧张，张学良未能立即返回。
待三、四方面军撤到滦县，才回家奔丧。
为了防止日本人暗算，张学良化装成一名士兵，身着灰色军装，长发剃得溜光。
火车在山海关停车上水时，有3名日本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