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日军发布了所谓“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然后即率师西进。
至31日，右翼日军占领了田庄台、大洼、盘山等地；左翼日军占领了营沟全线，使锦州暴露在日军面前。
1932年1月1日，日军以3个师团4万之众从三面包围了锦州，并发起总攻。
锦州守军由于缺乏抗战决心，已在3日前就开始撤退，至1932年1月3日全部撤走。
同日下午6时，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
关东军轻取锦州，兴奋无比，侵华狂热一时达到了顶点。
日军按照其既定计划，把矛头又指向了哈尔滨。
哈尔滨是日军早就想夺取的重要城市。
由于它是当时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是华洋杂处的国际贸易市场，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军怕苏联干涉，引起国际纠纷，未敢轻动。
夺取锦州后，日军认为在其侵华后方决不能留下这颗炸弹，遂决定继续征服北满，夺取哈尔滨，完成其第五期作战目标。
当时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是张景惠。
他早在日军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时即与日寇勾结，准备响应日本的满蒙独立运动。
“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在沈阳与坂垣密谋，答应回去后宣布“独立”，坂垣则以枪弹相赠，并派日本顾问新井宗治为其策划。
张景惠回哈尔滨后，即于9月27日发出布告，正式成立了伪“东北特别区治安维持会”；9月30日宣布编募特别区警备队，该队两千余人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日军供给。
由于当时哈尔滨还有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等部主张抗日，张景惠未敢公开反对吉林抗日军。
1932年1月27日，本庄繁司令借口哈尔滨傅家甸有4个日籍人被抗日军所杀，应哈尔滨日本侨民会会长请求，下令攻占哈尔滨。
2月3日，开始总攻，并占领了哈尔滨南面的门户双城。
2月4日，抗日军在三间堡子同日军激战。
2月5日，又在哈阜市进行了街战。
由于守军力量不足，于上午10时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
哈尔滨遂被日军所占。
至此，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落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仅有1万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虽陆续增兵，但一直到1933年4月，也总共不过2万余人。
而中国东北军号称30万人。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一些部队陆续退入关内，但还有14万人。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而日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一日之内掠地千里，攻城20余座，4个多月时间即占领了东三省和一个特区，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土地，使三千多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成了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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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个狗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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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所以能轻取东北，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早就与美、日暗中勾结，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日寇的侵略不仅毫无准备，而且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
日寇侵华迹象毕露后，蒋介石要张学良学习印度甘地对英国的办法，就是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1931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因担心“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专门在前线给南京政府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
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16日，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向南京政府发电，请示如何办。
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张学良：“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改变了其乘舰去九江策划围剿共产党红军的行程，从湖口乘飞机返回南京，并于9月21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首脑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侮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3日，他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此后，又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强调要逆来顺受，依靠国联，纵容日寇侵略，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
蒋介石为什么口口声声说让国联出面解决问题呢？原来蒋介石又在玩上海股票投机的把戏。
美国早就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卖给日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取一大批资金用于剿共和关内建设，另一方面可增强日本的反苏地位，让日、苏鹬蚌相争，好从中得利。
但美国又是有条件的，即日本不能进关，因关内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天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快又达成了一笔私下交易。
美国务卿史汀生与日本驻美大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很快便达成了“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则遵重美国的在华利益”的秘密谅解。
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时，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
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如何的。”
并主张日本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所做期限的规定，是十分不明智的”。
同时，美国一再向日本保证，决不以经济制裁和断绝外交关系来对付日本。
英国代表也同美国一唱一和，说恢复东北“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对美、英的上述表态非常感激，对美国代表说，“美国的同情态度是令人感激的”。
与此同时，美、英、法等驻南京大使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通过协商，决定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中国军队全部退入山海关以内。
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并于11月25日令其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了这一提案。
但却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这种做法已从不抵抗政策发展到了出卖国土的地步。
所以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愤怒与指责。
在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蒋介石在锦州建立“中立区”的投降计划也流产了。
但蒋介石的真正用心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丧权辱国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已发展到10万人。
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在他看来，把中国大好河山送给外国侵略者，他还可以当傀儡；一旦共产党掌权，他便无处葬身。
他在8月22日讲话中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之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由于他有这种思想，所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利用一切场合，宣传和强化这个方针。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借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
1932年在围攻红军时说：“亡于外国尚可有复兴之日，亡之于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
1933年4月7日，他对剿共高级将领发表训词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无论外面怎么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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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个狗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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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对中路军官长发表讲话说：“我们应当坚定确认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
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抗日。”
由于灭共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所以在日本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同时，蒋介石却一步步加紧“围剿”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
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调集了7个师10万兵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仅用了5天时间就消灭了敌人1个半师，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准备了4个月，于1931年2月调集20万兵马再次“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朱德以先打弱敌和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仅15天时间，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八百里战线，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攻。
这次失败使蒋介石恼羞成怒。
他不顾日军制造“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加紧进行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并请了许多德、日、英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
1931年7月，国民党30万大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扑来。
但这次败得更惨，到8月初，红军三战三捷，歼敌4个师另1个旅。
蒋介石只好唉声叹气地回到南京。
经过对红军的三次围剿，蒋介石承认，“同红军作战，简直是一种终身的刑罚，可以说这是无期徒刑，没有希望的”。
但他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反而进一步看到了红军的强大和可怕，更加坚定了“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思想，并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以投降卖国来消灭红军。
日本帝国主义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真正用心，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在占领南满和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