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在监视这一街区，不过这没有什么用处。为“正义天平”送信的人通常是在街上或者酒吧间里找的。他们是随便找的，就像抽签那样，给他们几个卢布，告诉他们绝不是违法行为。到现在为止，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还没有机会弄清这一带随机性的通信网。送信的人每次不同，如果是打电话，谈话时间总是不到两分钟。以克格勃当时的窃听设备，加上莫斯科电话局的配合，至少也需要足足五分钟才能追查出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送来的邮包里有一厚叠旅行支票，一些英国和芬兰的钞票，一张“美国快递”信用卡，加上一家德国大银行签发的“维萨”信用卡、机票、旅行证件和一张护照，护照说雷科是一名德国计算机编程员。其它还有一些文件和装在衣袋里的零碎东西，表示他正在去伦敦参加一家跨国软件公司驻英办事处即将于1 月2 日开始的训练班。雷科的新名字叫迪特尔·弗罗布。教授的夫人，一位不整洁的、没精打采的酗酒者，像往常一样不知道丈夫过着两重生活。只要家里酒的供应不断，她是什么也不问的。启动的信号“极限”在12 月28 日星期五凌晨两点钟通过电话发来。飞机起飞时间是早上8 点40 分。
弗罗布先生准时来到希思罗机场，一路平安地通过了移民局和海关的关卡，再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名字富丽堂皇而比较经济实惠的旅馆。在埃奇华路和牛津街相交的路口一带密密麻麻的街道上，这种旅馆是很多的。这一家他以前没有住过，在塞尔弗里奇大百货公司背面。到中午时分，他已走在牛津街上，在大理石穹门附近的一家安格斯牛排店里吃了一顿虾、后臀大排等等。
下午三点他打了第一个电话，用的是果园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
接电话的是一位妇女，他马上就听出是谁，顿时预感到可能会有麻烦。
“我能同盖伊说话吗？”
“对不起，盖伊不在家，我可以传个话……嗨，是布赖恩吗？”
“对，是布赖恩。他要很久才回家吗？我是说盖伊。”
“不知道，布赖恩。这一阵你躲到哪里去了？”
“海伦，我需要和他谈话，这事……”
“他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和工作有关。去看一位制片商，说是可能用他。事情紧急吗？”
“是，非常紧急。”
雷科暗自咒骂。如果盖伊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天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家公司常常用像盖伊这样的自由摄影师拍摄海外记录片或当作戏剧片的替补班子。他们可以一个电话使你两个钟头以后就到了国家的另一头。
雷科于是再次告诉海伦，这事非常非常紧急。“告诉他‘拉撒路’。”这是一个同在英国招募的人约好的启动信号。“我们明天就得走。告诉他我来过电话。海伦，千万告诉他。”
“‘拉撒路’？真的吗？”她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我的上帝，应当不告诉海伦的。他对斯捷帕科夫说过，这个女人可能是个薄弱环节。多嘴多舌，他这样说她，意思是她靠不住。斯捷帕科夫说那是“正义天平”的事了。
“他能给你打电话吗？他一回来我就叫他给你打。”她显然颇为兴奋，因为知道她的丈夫参加了争取共产主义新自由的事业。看来她认为“拉撒路”
也包括她。
“不行，我得出去，”他赶快说，“其实我现在就在外面。不过这事确实紧急，叫他留在家里守电话，明白吗？”
“我沿着牛津街走，向左转，一直向玛利勒本大街走去，”他对俄罗斯森林下面密室里沉默而略带狐疑的听众说。“他们懂行，”斯捷帕科夫曾这样指示他，“不必细解释。他们要知道你是否万无一失。这些人喜欢照规矩办事，都是冷战老手了。你平时讲课用的夸张手法对他们没用。而且不要吹牛，弗拉基，明白吗？”
所以他脑子里想的什么，他一点儿都没有说。没有说他因为来了英国却只能呆在伦敦而感到惋惜。雷科大半辈子学习、研究和教英文。他喜爱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以及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他同他们呼吸与共。
他甚至还把他对雪莱的爱给长得像小丑的斯捷帕科夫灌输了一些。在英国他想去参观一些图书馆和古迹。他想乘火车去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看看莎士比亚曾经见过的景色。他在英国期间脑子里总是在想着这些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可是这些他一点儿也没有对他们说。
雷科步行到玛丽勒本大街，在那里又用了另外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乔治。
乔治在家，说：“是，是，当然。我原以为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一找到盖伊就走。”
“那我留在家里，你安排好了就马上告诉我。”
“今天夜里我会给你打电话。”
雷科步行回到牛津街，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希尔顿下车。他没有发现跟踪他的人，但他知道一定有人。他指望这些人去对付“正义天平”派来监视他的人，可是一直不见有人跟踪的迹象。斯捷帕科夫的人已经几乎能够预测这位教授的行为了。他既然没有发出“任务完成”的信号，那么他们多半已经在柯曾街谢泼德市场地区等着他。“我一直前进又折返，”他对密室里的人说，“我在橱窗前逗留，没有发现任何跟踪。我甚至还在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里花了半小时。人们在退回不合格品，或者有缺损的商品。我看到不少妇女在退内衣，”他窃笑一声，像个中学生，“然后我又检查了一遍街上。”
在叙述中，这位教授的确是尽可能地诚实，不过他对下面一个半小时只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搪塞了过去：“我同一个妓女在一起打发时光。”
斯捷帕科夫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太了解弗拉基米尔·雷科怎样同妓女们打发时光了。每次他出国，总是用“正义天平”的钱干这个事。他最喜欢的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高个子黑女郎，她公然在谢泼德市场地区活动，根本不管法律禁止妓女在街上拉客这回事。斯捷帕科夫对她很了解，包括人们怎样叫她“黑眼睛”以及她怎样专长于帮助像雷科这样的人实现他们的癖好。
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甚至还曾经窃听过她在柯曾街附近的公寓，听她说她的一位顾客怎样在地上爬，让她用橘子去打；他甚至还自己带着橘子来，她则提供他坚持要穿的古怪的皮内衣。斯捷帕科夫认为这是对橘子的一种浪费，他认为雷科的性癖好比较让人容易理解。他在莫斯科就地就可以向弗拉基提供有鞭子和镣铐的“燕子”。
那个寒冷的晚上，6 点种，教授已经回到了牛津街，再次打电话给盖伊，用的是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这一次摄影师在家，听到消息很高兴。他们相约次日下午在盖特威克机场碰面。
“我们要到哪里去？”盖伊问。
“很快你就知道了。明天，三点钟。”
教授把以后的几个小时掩饰过去，直接跳到了次日下午。“这时出现了麻烦。海伦同那两个男人一起出现，他们都坚持要带她一道走。可我没有她的证件，没有签证，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麻烦。他得到的指示很明确：把摄影师和音响师带来。
现在这两个人说，没有老搭档海伦，他们就不走，他们说她是小组的一分子。
于是雷科只好取消行期，回到伦敦去打紧急电话给瑞典。
次日上午10 点，斯德哥尔摩给他发来了一个特快专递邮包，直接送到旅馆。这些人的效率真是非常高。他想他们一定为每一个招募到的人都准备好了证件，因为邮包里有给海伦的签证和文件。
“你们必须明白，‘正义天平’从英国或其它地方招募来的人都要使用他们自己的有效护照，他们只提供签证和其它文件。我很担心被人监视，因为他们看来样样都非常严密，样样都知道，所以我下一步赶紧行动。”
他再次打电话给瑞典，说他正准备回到目的地赫尔辛基。他已命小组随后就来。他们在盖特威克碰面，他把机票给了他们。计划全都另行安排好了，当然也是用的公用电话。
当天夜里他直接从希思罗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赫尔辛基。斯捷帕科夫的人在范泰阿接他。“最微妙的部分就要开始了。如果我们成功了，离突破‘正义天平’的核心就不远了。”
以迪特尔·弗罗布名义住进赫斯帕里亚饭店的人并非雷科，而是斯捷帕科夫手下一名可靠的特工，前第一总局的外勤，长的同教授很像。他们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他——在密室里大家只简单地叫他德夫——向瑞典方面打了紧急电话，说他们有事耽误了，说鸽子们一开始飞行就会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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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瑞典方面似乎很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雷科稍微伸直一下身子，偶尔还来回走几步，一面继续叙述他小小的冒险经历。“两天以前他们开始着急了。”
“我们需要那些鸽子，现在就需要！”口气很硬，很威严。
“这不是我的错，”德夫告诉他们，一面加油添醋地叫苦，“我已给他们下了命令。这是内部的事，请耐心。”
“窗口有限，”意思是计划很紧，机会难得。
德夫称之为鸽子的两男一女，其实早已走了。
他们走下来自伦敦的芬航飞机，雷科在等他们。外面有一辆车，他说，还带他们拿行李。“我们要短时间地坐一段直升飞机，”他说。
“从来没有坐过直升机哩！”海伦比别人都高兴，上了汽车后几乎像个小孩。汽车送他们到范塔机场远端一个角落里的私人飞行区。
这是一架大型的军用米－26 型直升机，机上涂有苏联民航的标志。芬兰人看惯了苏联民航不规则地飞进飞出，只要给他们飞行计划，他们就给予充分的合作。
“他们什么也没有怀疑，”雷科指的是那些鸽子，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不到三个钟头我们就到了这里，确切地说到了离这里几英里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