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代佳人？”“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么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出我那七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真的不知道，不蒙你。”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也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也判不了你那么重，关键你太黑心，卖石头就卖石头还反搭鞋，说你奶奶那小臭鞋也是文物张口要一万。国家特生气，嫌你给国家丢份，全世界也没这么下作的倒爷。那小臭鞋要让洋人摆进博物馆咱全体炎黄子孙脸上都没光。你正犯的是危害民国罪，台湾逮着你也得判。”
汪若海笑：“你这么些年就练嘴皮子了吧？”
“还有一颗呢？你奶奶有两只脚，石头也应该有两块，咱们天朝不是一向讲究个对称么。”
“还有三颗，我奶奶是四只脚。”
夜里，我在粉下摆弄着那只灰色皮包里的物件，我试着把夹子往头上别，头发太短，夹子一次次滑下来。我打开化妆盒，走到穿衣镜前往自己脸上补妆。我把眼圈四周涂满青蓝色的眼影。使自己的眼睛像熊猫似的深邃，我又将鼻翼两侧搽了些红，然后用口红勾勒了一张大大的嘴，我对着镜子笑了像蚌开壳，如此照猫画虎我对我的意中人的形象更有把握了。我价值下找出旧通讯录翻看。通讯录上每页都是密密麻麻写着各色人名和电话号码，有些人名我还能依稀想起是我什么时期的朋友长得什么样子，相当部分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简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电话号码后面的人和我曾有过什么关系。我想那个女人肯定隐藏有这片人名里，只是我无法将她辨认出来。这些在量的小力、小明是那么中诵，干人一面，我甚至连其中谁男谁女，都无法断定。那夜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我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吃饭谈笑和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交欢，运输和极不连贯，感觉潮湿灼热如身入沸水，中凌空虚无，无论我在干什么，总有一个穿条格衬衫的人在我的视线之内，手上戴着一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有一片刻，高洋也出现了，栩栩如生，谈笑挥洒，我在梦中并没有觉得他是死人，心情豁然开朗。
六
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站在街对过的邮局门里，隔着玻璃凝视我，玻璃上印映着着街上的车流人群，他大概以为我看不着他。我拐过一个街口，这个男人的脸又印在一家服装店的玻璃门上。无论我走进哪条街，那一排排商店的明晃晃的玻璃门窗上总有一房屋中现着这个男人的脸，犹如一张到处张贴的电影海报。现在公安局用的人也全是流氓打扮了。我想，要说时髦，公安局的便衣最赶时髦。我走一家食品店，堵着门口的柜台站着，那男人的脸在对面餐馆的玻璃窗上显影、放大、双眼熠熠放光，隔着马路投射到我身上，我如同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被人洞悉。我侧过身子用后背挡住那目光，小声地叫：“师傅，师傅。”一个年轻女焦货员眼睛瞟地走过来，手里拿着钢夹子。“要什么？”“跟您打听个人乔乔还在这儿不？”“什么乔乔？”女焦货员白眼瞧我，扭身走开，“没这人。”您等等您等等，她不叫乔乔，姓乔，叫什么我忘了，原先也是限糕点的。”“我们这儿就没姓乔的。”女售货员远远地扔过一句，开始给一个中年人称“糖耳朵”。再不看我。
我走出食品店，背负那张庞大的无处不在的脸的沉重的视线慢慢往前走。一辆通道式大型公共汽车驶过，暂时断过了那视线，我疾忙钻进路边的药店。进店我就向柜台里微笑，奇 …書∧ 網那张纪象般的大脸变成一个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匆匆冲过马路，在一间间商店门道上踌躇。一个女店员迎上来问我买什么，我说不买什么，继续微笑。女店员一侧脸看到笑着迎上来的张莉，知趣地走开。“你怎么来了？”张莉问。
“来看看你。”“得了，准是有事，我们这儿各种鞭刃鞭酒全部脱销。”
“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高了，仿佛肾虚。”穿黑皮大衣的男人向药店走来，我对张莉说，“到你们后边谈谈行吗？”
“来吧。”张莉向后走去。
我连忙绕进柜台，在穿黑皮大衣人进门之前消这在柜台的一门帘里。我在药丫后面的休息室里坐着，喝着茶，又暖和又惬意。张莉笑着，悄悄摸了摸我冰凉的手：“你最近干嘛呢？东奔西跑的。”“我杀了个人，公安局正逮我呢。”
“瞎说，”张莉笑，“你哪有胆儿杀人。”
“还是我们张莉了解我。”我笑，低头喝了口茶，“问你件事，你记不记得咱们有前门药店上班那会儿我每天都干什么？”“怎么想起问这个？你能干什么？每天上班来除了贫还是贫，要不就打电话。”“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别管。你就告我你印象里那时我跟谁来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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