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剩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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