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
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
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
美国媒体评论说，喜欢挑战权威的嗜好和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存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Jian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儿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 GO 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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