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道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的感情。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
“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
嗯，这就是生活。
去的时候是清明，钴蓝色群山，中间有条缝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山里冷得扎人，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还是那样，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我给文超辅导功课，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爷爷的耳朵更背了，我俩说不了话，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挑一个书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放下，又选了个蓝的。
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他们在城里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