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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永猜测秦生一定有什么用意。果然，几杯酒下去，秦生便递过来一份稿件，话锋一转：“大记者能不能帮个忙？我这里有篇写胡县长的稿件，希望你大笔给斧正斧正，在报纸上发一发。”
陶永一看，原来是篇人物通讯，写的正是胡德魁廉洁奉公，呕心沥血发展山南经济的事迹，充满溢美之辞，稿件没有署名。他感到很为难。他与胡德魁素昧平生，对胡德魁一点也不了解，这篇稿件的内容是否属实？报社对宣传人物的稿件相当慎重，对领导干部的个人事迹更是要求严格，即使要宣传，也得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像胡县长这样的县处级干部，稿件至少得由市委组织部审查盖章。陶永翻了翻秦生写的稿件，发现胡德魁并未受过什么表彰，算不上组织认定的先进模范人物，稿件上也没有上级部门的公章。按规定这种稿子是不能见报的。再说，陶永现在已经离开新闻部，不负责版面编辑，发稿不像以前那么方便。
秦生和胡县长显然看出了他的情绪。胡县长什么也没说，秦生从怀中摸出一只胀鼓鼓的信封，一把塞到陶永手里，神秘地说：“陶永，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最近县里班子要调整，现任县委书记估计要调走，胡县长很可能要接任书记。这篇文章如能早点发出来，对他的前途没准能起一些促进作用。胡县长是个讲情义的人，你帮了他的忙，他不会忘记你。一旦他提拔上去，日后能帮你的地方不会少。山南经济虽不发达，但每年给你弄几个广告专版是不成问题的，胡县长一句话就能搞掂！你不是准备结婚吗，这二万块钱你拿去用，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
陶永不禁愕然。在报社干了那么多年，他接触过不少采访对象。一般而言，替人家写报道、说好话，对方总是会以某种方式表示谢意，或者请吃饭，或者送点什么小礼品，但一出手就是二万，这还是第一次碰到。他一时感到紧张、不安，推辞了一番。
秦生执著地将钱塞进他的口袋，解释说：“胡县长并不是单纯为发这篇稿才给你钱，那样的话就俗气了。他是看在朋友情面上帮你一把。来之前我就向他介绍了你，说你有才华，为人正派，是个可交之人。能和你交朋友他也高兴。看在老同学面子上，这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这是朋友间相互帮忙，不是什么有偿新闻，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陶永半推半就接受了。
秦生又说；“这篇文章不能以我的名义发，我又不是记者，写稿子表扬县长，名不正言不顺。要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发，宣传效果更好。但也不要署你的名，你去了广告部，署你的名人家会觉得这是为了拉广告才发的关系稿，给人感觉不好。署姚小琪的名最合适。她在新闻部，署她的名字别人不会有什么误解。另外她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也是个名记。以她的名义发宣传效果更好，胡县长也更满意。”
陶永犹豫了，署姚小琪的名字，谁知她愿不愿意？
秦生嘻嘻一笑，“你们不是很快就结婚了吗？这点小事你都不敢替她做主？还没结婚你就妻管严了？你跟她解释解释，想办法说服她嘛。那两万元，一万给你，另一万给她。请你们帮忙办事，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
陶永疑惑地问：“你什么时候认识胡县长的？”
秦生诡秘地说：“他是我表姐夫。要是别人，我哪能操这么多心？”
陶永恍然大悟，怪不得胡县长肯屈尊跟秦生在一起吃饭，原来他们是亲戚！
秦生又说：“如果这事办成了，将来你想在山南办什么事儿，跟胡县长开不了口，跟我说就行，我替你疏通！这几年我通过表姐夫的关系，结识了不少政界商界的朋友，以后我给你牵牵线，你替他们宣传宣传，他们不会亏待你的。”
陶永动心了，仿佛看到一片光明的前景，看到钱财滚滚而来。他答应了秦生。三人又喝了一通酒，这才心照不宣地散去。
第十章突遭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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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陶永把两万块钱存放好，仔细看了一篇秦生起草的稿件，对个别地方做了修改，署上姚小琪的名字，然后去找她。姚小琪看罢稿件，问他核实过没有？陶永哪里去核实，但他知道如果照实说了，姚小琪肯定不会同意发稿，便说：“胡县长的情况我了解，我以前到各县跑广告，采访过他，他在当地确实声望很高，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这是篇表扬稿，替人说好话能出什么问题？”
姚小琪说：“稿件不是我写的，署我的名不合适，不能署我的名。署我的名，我必须对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有绝对把握才行。但我没有这种把握。自己心里都没底，怎么对读者负责？”
陶永解释道：“你虽然没有采访过他，但我采访过。难道你连我也信不过？小琪，这件事是朋友托我办的，我已经答应人家。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不答应，会弄得我没面子！”
姚小琪还是不放心：“胡县长有没有送你什么？这篇文章把胡县长写得那么完美高尚，如果是胡县长授意这么干的，甚至为了吹嘘自己不惜请客送礼，那么他的为人显然与文章里描写的不一致，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我们就得倍加小心。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有没有拿人家的好处？”
陶永被她这么一提醒，也暗暗感到担忧。胡县长不光请客吃饭，还送他们钱，一送就是两万，大方得令人吃惊。这里会不会有问题？犹豫一下，他还是没把真实情况告诉姚小琪。因为姚小琪一旦知道真相，文章肯定发不成，那么两万元也得退还秦生。这样的好事可遇而不可求，赶上一次才一次，陶永舍不得放弃。他想，文章即使有问题，估计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顶多是夸张了些，拔高了些，水分多了些，即便读者说些闲话，对他们也没有实质性影响。
主意一定，陶永便断然道：“我没有收什么好处，绝对没有！但我希望这篇文章早点见报。人家毕竟是县长，帮了这个忙，也算增加点感情投资，跟他搞好关系，将来拉广告也容易些。不网罗点关系，人家凭什么给我广告？我又怎么完成创收指标？”
姚小琪这才勉强同意：“我送上去看看吧，姜总、曾总跟各县领导接触较多，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稿件先给姜总他们看看，他们同意发我就发，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第二天，姚小琪把稿件送给姜沙白审阅。姜沙白看罢也有些犹豫，说：“这是宣传领导干部的，应当慎重一些。我和胡德魁不熟悉，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曾总交际广，可能比较了解情况，请他把把关。”
按规定，除非报道市领导的文章，曾牧野一般不看原稿，只读清样。但这篇稿件姜沙白还是送给他，郑重其事地请他审阅。
曾牧野对宣传县处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一直非常慎重，把关极严，这一次一反常态，草草翻了翻稿件，含糊地说：“姚小琪写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发了吧。”
稿子很快进入发稿流程，不久就在报纸上刊出。
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陶永不禁暗自庆幸，文章一刊出，他和秦生的交易就算大功告成，两万块钱就属于他了！这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得令人心跳！他准备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再把钱的事告诉姚小琪。
谁也没想到，文章发表三天后，两辆挂着警字牌照的帕萨特轿车悄悄驶出市委大院，一路奔驰扑向山南县。由纪检、公安、检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山南校舍改造案专案组，出其不意地把正在开会的胡德魁带走了。专案组行动时没有声张，两辆帕萨特警车在县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县委县政府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胡德魁被带走的一幕，但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此后，有关胡德魁案件的传闻也迅速流传开来。
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胡德魁对山南校舍改造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他实际上是校舍改造工程的幕后策划者。原县教育局长王伟良是胡德魁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是同乡，两人出生在同一个村子，关系打小就非常密切。为了得到教育局长这一肥缺，王伟良先后向胡德魁行贿数次，总金额达十八万元。当上教育局长后，王伟良为了讨好胡德魁，又经常向他行贿。胡德魁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盛的人，作风专横，县里重大项目的审批都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则把审批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山南校舍改造的资金实际上由他掌控着，哪所学校可以获得工程款、数目多少，都由他最后拍板。王伟良与他达成默契，每审批一项工程，都给他一定比例的“回扣”，整个工程共进贡胡德魁三十余万元，胡德魁成了这个项目的最大受益者，王伟良则在其次。
王伟良被捕后，胡德魁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不要惦记家里，安心接受审查。王伟良明白他的意思，把校舍改造事件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一直不肯供出胡德魁。而胡德魁则多方说情，力图为王伟良减轻处罚。专案组其实很早就怀疑胡德魁有问题，但他受贿极为诡秘，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王伟良不松口，专案组就无法向他下手。王伟良被判刑后，心里非常苦闷，感到胡德魁没有全心全力救他，心里渐渐感到绝望。他分析自己的处境，觉得如果不说出真相，黑祸全背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就会受到重罚；如果说出真相，则有望立功减刑。他非常矛盾，犹豫着要不要说出真相。
就在王伟良犹豫不决之时，专案组根据别的线索，对胡德魁展开侧面侦查，查出他在别的工程项目中有重大索贿受贿嫌疑，总金额高达两三百万。专案组故意把这个信息透露给王伟良，这才王伟良彻底崩溃了，感到胡德魁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救他，不如把他供出来，将功抵过，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他下决心供出了胡德魁，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