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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福克纳家的院子外面，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福克纳是何许人也。作家在欧洲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在美国国内的知名度，萨特曾经对考利说：“在法国青年的心目中，福克纳是神。”福克纳对于获奖反应平静，只说了一句话：“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他居然不愿意出席瑞典的颁奖典礼！想吃诺贝尔文学奖这块“天鹅肉”几乎想疯了的中国作家们，要是像福克纳这样获此殊荣，还不马不停蹄地赶做十套八套的礼服。当家人、朋友和美国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福克纳的妻子又生一计，让女儿出面哀求父亲带她到欧洲一游，作为即将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深爱女儿的福克纳同意了。然而，就在启程前几天，他再次酗酒，险些耽误了旅行。最后成行时，他抱怨说：“恨透了被人支来支去的本分。”在“长得像密西西比州的葬礼”的典礼上，这位身材矮小、高中也没有毕业的乡巴佬，多亏女儿的帮助才克服了羞怯和腼腆。讲演的时候，他说得细声细语，速度很快，又带着浓重的家乡的口音，谁也没有听清楚。宾客们说，直到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演讲词之后，“我们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福克纳不善理财，加之妻子又崇尚奢华，财政情况如同一团乱麻。为了摆脱负债的状况，他不得不与财大气粗的好莱坞签约，为他们编写剧本。戴维？明特在《福克纳传》中，写到福克纳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用了“三进巴比伦”的说法，认为福克纳不得已而去好莱坞当电影编剧，犹如古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福克纳自始至终都没有适应好莱坞的生活，他的剧本多此遭到导演的否决。导演汉普斯特说：“福克纳写的东西金碧辉煌，可惜同当时的电影毫不相关。”在1935年刚刚涉足好莱坞的时候，福克纳就哀伤地说：“搞电影的问题不止是浪费我的时间，问题是回来以后的恢复，重新投入自己的写作，太费时间。我已经37岁了，不像从前那么容易适应、容易集中了。”他与华纳兄弟公司和20世纪福斯公司等著名电影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同，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却丧失了宝贵的自由。他素来痛恨为了金钱而写作，偏偏不得不为金钱而写作。
在好莱坞的十年，深深地伤害了福克纳。而福克纳与好莱坞的关系，本身就是20世纪的文学与文学家所面临的一大困境：作为一名致力于探讨“内心冲突”的作家，怎样面对日益强大的电影业的压力？相对而言，古代作家所面对的世界要单纯得多，他们最多面对有限的剧场，而不会面对成千上万的电影院以及电影院里以百万计的观众的口味。电影给当代的写作者带来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金钱，却削弱了他们写作的自由度——为电影而写作，也就是为观众而写作。《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一部代表作，这个书名象征着作家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福克纳的写作始终指向生养自己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土地”。那是密西西比州北部两个相去不远的小城镇，也就是他小说中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所在地。这里是富裕的美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福克纳却终生以之为家，并愿意终生“好好写它”。他属于乡村，不属于城市；他属于种满棉花的庄园，不属于美女如云的好莱坞；他要为自己深不可测的心灵而写作，而不愿为那些坐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的观众而写作。
一纸合约就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在许多中国作家看来，能够为大导演和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是莫大的荣耀；而在福克纳心中，却是无穷尽的耻辱和苦役。那些频频向张艺谋和陈凯歌抛媚眼的中国作家，把故事看得比生活本身更加重要；而福克纳却认为，“没有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福克纳多次提出解除合同，还自己以自由之身。可是，狡猾的资本家和律师像血吸虫一样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用可怕的后果来威胁善良而软弱的作家。1945年10月，福克纳决定直接向贾克？华纳呼吁，强调自己不善于编剧，电影厂将得不偿失；自己已经47岁，“不敢再虚掷年华了，因此请求电影厂同我解除合同”。他的陈词恳切动人，可惜高估了华纳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回信由华纳的律师而不是华纳本人出面，拒不接受福克纳的请求。一个羞怯腼腆的乡下人，怎么是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对手呢？
《喧哗与骚动》这个名字来自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福克纳来说，就是要在这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他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与好莱坞无关，而深深扎根在那个困苦而哀伤的小镇上。福克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中的演讲，虽然听众们当时听懂的不多，但每个字都是惊心动魄的：“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静静的顿河》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出自肖洛霍夫之手？当1923年这本书的前两卷发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众说纷纭。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军官的公文包里窃走了手稿，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身上搜到这份手稿的。1929年3月，苏联《真理报》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名义发表了由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人签署的公开信，声称《静静的顿河》一书确系肖洛霍夫所作，关于肖洛霍夫剽窃的传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制造出来的“恶毒诬陷”。
然而，这则声明更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由一个庞大的作家团体和一群知名作家来“证明”不是剽窃，这件事情本身多少就有点不正常。而且，“恶毒诬陷”的说法，也不大符合基本的逻辑：如果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那时候“革命阵营”里知名度更高的作家有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偏偏挑中了肖洛霍夫来开刀呢？就肖洛霍夫本人的创作来看，他除了《静静的顿河》以外，再没有别的一流大部头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与《静静的顿河》相比，无论是思想深度、艺术价值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天壤之别。“拥肖派”用肖洛霍夫的才华过早地衰竭这一理由来解释，而“反肖派”则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咬定可以判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双方都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来。
1937－1938年之间，正是斯大林清洗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一个高潮，也正是肖洛霍夫得宠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刻，罗斯托夫州的《铁锤报》和罗斯托夫州委收到许多群众的来信，反映《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是哥萨克作家费尔多？克留科夫。克留科夫的岳父是肖洛霍夫在顿河军团中的战友，他把女婿的手稿转交给了肖洛霍夫，没有想到肖洛霍夫居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个传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苏联著名歌剧演员薇？亚？达维多娃，曾经是斯大林多年的秘密情人，与苏联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有很深入的交往。她跟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等人都是朋友。她很喜欢《静静的顿河》，但是不喜欢肖洛霍夫，在她看来，肖洛霍夫身上充满了“小人得志”的猖狂。她在回忆录里如醉如痴地赞美《静静的顿河》：“还没读几页，顿河哥萨克家乡的生活方式使我惊骇：人人酗酒，粗鲁野蛮，前所未闻的流氓行为，父亲强奸女儿，丈夫把妻子打得半死。哥萨克愚昧无知，他们相信巫术、咒语和赌咒发誓，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他们不得不介入的战争目的的认识是极其模糊不清的，但却清楚自己祖先的故事，善唱优美动听的歌曲，具有令人吃惊的对大自然的审美感。他们恪守着传统习惯和生活习俗，鄙视自己的邻居：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但在实际接触中，她却发现肖洛霍夫是一个卑琐无知的家伙。
有一次，契诃夫的姐姐契诃娃邀请皮利尼亚克去雅尔塔度假，皮利尼亚克便邀请达维多娃同行。那时，皮利尼亚克还没有意识到一根绞索已经套在自己的头上，依然压抑不住自己的才华，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在路上，达维多娃询问到《静静的顿河》的情况，认为作者与作品相差太大了。于是，皮利尼亚克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达维多娃把皮利尼亚克所说的一切都写到了回忆录里。
皮利尼亚克说，肖洛霍夫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蔚蓝色的原野》，后来收在《顿河故事》里。这是一篇平平淡淡的、毫无动人之处的作品。肖洛霍夫请求皮利尼亚克为之写评论，皮利尼亚克坚决拒绝了。三年以后，大型文学月刊《十月》推出了厚厚的两卷本堪称用标准而绝美的散文体语言写成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整个文学界和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交口称赞。文学界光辉灿烂的一天到来了，数十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对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唱赞歌。肖洛霍夫一夜成名。阿？托尔斯泰大惑不解，一个庸才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才？高尔基对着费定、列昂诺夫、法捷耶夫和皮利尼亚克等人说：“你们要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又笑着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如此不寻常的情况还是首次发生！”
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皮利尼亚克认识了沙俄时代奥廖尔中央监狱的政治犯奇斯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