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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是一个“小汉人”（华侨）管家献出一条锦囊妙计。他说从前缅甸蒲甘王朝为了消除来自北方汉人的威胁，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远嫁中国，或者把汉人公主娶到缅甸来。在掸邦，土司间互相通婚，为的是结成牢固的土司联盟。中国自古也有文成公主进藏、昭君出塞的历史掌故，编成戏曲世代传唱。既然动干戈不利，不如做亲戚，借汉人势力去压制其他掸邦土司，具体办法就是招亲，将土司小姐嫁给汉人的“召龙”（大官），再下令各村寨依次效仿，凡是招汉人军官做女婿的掸族人，土司一律重重有赏。
我初听这个故事，击节赞赏，感叹这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智慧，融历史、文化、政治、外交和生理于一炉。“和亲”是一种战术，说穿了也就是“美人计”，以美人作炮弹，以柔克刚，达到战争达不到的目的。对于焦头烂额的刀土司来说，这条妙计很合他的胃口，因为在金三角，女人这种东西不大值钱，一个男人哪怕再窝囊，一驮鸦片或者几匹牲口也能讨上两三个老婆。刀土司的老婆就有一打多，他那么多女儿，数都数不过来，当然不能指望个个都嫁王公贵族，所以能发挥“和亲”作用，也算物尽所值。
在对付汉人入侵者的问题上，由于缺少历史经验作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刀土司派出一队马帮，马背上驮着身穿掸族礼服的和亲使者将这个美好而迫切的愿望带到汉人军队。据说当天就在军营里引起一阵前所未有的骚动。其实身为总指挥的李国辉哪能不明白土司招亲的用意，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复兴部队“借土养命”，如何同主人搞好关系同样是件大事，所以他反倒主张与土司联姻。这件事很难说是谁利用谁，也许双方受益。
这个金三角历史上第一次大张旗鼓的掸汉招亲的经过极富喜剧色彩，掸汉通婚原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由于种种原因，掸汉双方都高度重视这门带有功利目的的民族婚姻，把它看成通向未来安定团结的重要纽带，我们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婚姻，而这门跨国婚姻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朋友钱大宇父亲钱运周身上。
我们很难说这是一种幸运，也很难说是一种不幸，因为在当时国民党支队长以上军官中，只有参谋长钱运周未婚，尽管他声明已有未婚妻在昆明。倒是已经在大陆讨过两房老婆的支队长蒙宝业很乐意这门亲事，自告奋勇要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李国辉觉得蒙宝业争当摆夷土司的上门女婿有失尊严，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吭声。
土司并不都是蠢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报工作。过了几天，招亲使者的队伍再次走进汉人军营，这次他带来刀土司原话，指名要招参谋长钱运周做女婿。土司将陪送丰富的嫁妆和财产，一切依照汉人习惯，他有十六个未出嫁的女儿，由参谋长任选，选几个都同意。
据说在掸邦，只有地位高过大土司的皇亲国戚和地方行政长官才被如此巴结。如果土司的美意不被接受，就将被视作敌人。连皇亲国戚的最高待遇都遭拒绝，大土司在金三角不是丢尽脸面吗？
钱运周没有退路，他注定只能被绑在婚姻的战车上。蒙宝业志愿当替身，土司那边传话过来，答应嫁一个头人的女儿给支队长。也就是说土司认为蒙支队长的规格还不够高。李国辉无奈，只好亲自说服钱运周接受这门婚姻。我体会五十年前钱大宇父亲的心情一定很苦恼，一面是报国无门，悲观失望，另一面长官却要他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土司小姐结婚，这真是个很荒唐很混乱的时代，一切都乱了套，一切又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谈何爱情价更高？钱大宇却啧啧称赞他父亲那时候很英明，及时抛弃那个梦中的昆明姑娘转而选择他母亲，不然天知道他这个儿子还躲在什么地方转筋呢！
相亲那天去了许多汉人军官，孟萨土司官寨如同过年一般，张灯结彩，杀猪宰羊，隆重款待贵宾。土司坐在竹席上，贵宾身后一律跪着仆人摇扇子，就像后来我在土司府受到的待遇。钱运周是未来的新郎官，是喜宴的中心，理所当然被大家哄闹着灌了许多酒，吃得头重脚轻醉眼朦胧。当别开生面的掸族相亲仪式开始时，土司的十六个女儿打扮得跟天仙一样，花枝招展地从天上飘下来，跳起婀娜多姿的孔雀舞。钱运周瞪着醉眼，看得眼花缭乱，觉得不是现实，像一场梦，就像神话传说的仙女下凡，仙女在眼前晃来晃去，个个又美妙又朦胧。他使劲揉眼睛，还是水中观月雾里看花，看不清眉眼分不出人来。众人都笑，他也笑，后来就放肆地抱住一个穿水绿裙子的仙女，头拱进裙子里，口齿不清地说：“你来，来，就，就是……”然后咚的一头醉倒在地上。
于是那个叫瑞娜的土司小女儿成了钱运周的妻子和我朋友钱大宇的母亲，金三角汉掸和亲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不久蒙宝业也如愿以偿地娶回一个掸族太太，生下我的另一位金三角朋友蒙小业，这是后话。此后陆续有汉人军官同当地掸族通婚，李国辉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产生深深的忧虑。从长远看，婚姻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更多的土司头人蜂拥而至，将汉人军官招上门做女婿，用他们女儿作诱饵把军官手脚捆住，就像蜘蛛捆住猎物手脚一样，今后他们就变成一群拖儿带女的老百姓，军队还反攻什么大陆，打什么仗，服从谁的命令呢？李国辉忧虑并非没有道理，问题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外来种子落到土地，你能阻止它生根发芽么？当年复兴部队指挥部下了许多严厉命令，军官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与当地人通婚，违令者降为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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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渐渐减弱，滂沱大雨开始稀疏，一年一度炎热难耐的旱季又要到来的时候，沉寂许久的无线电台又响起久违的呼叫信号。一则密电送达李国辉手中。电报是台湾国防部发出的，只有短短一行字：
不日将有重要客人到达。
第七章 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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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回公元1950年元旦，清晨的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一架颠颠簸簸的军用飞机从四川西昌起飞，飞过镜子般光滑的邛海湖面，飞越大小凉山的崇山峻岭，一直向着正南方向的云南飞去。飞机马达在宁静的天空震响，从蒙着水气的舷窗望出去，地面混沌不清，飞机好像悬浮在透明的空气里，只有东边那轮金灿灿的朝阳越升越高，把燃烧的朝霞涂抹在飞机侧翼上。
飞机载着一位与未来金三角历史有重要关系的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兼云南省主席李弥。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下半叶刚刚开始的这一天称作蒋家王朝的“黑色元旦”的话，那么李弥就算得上留在大陆最后一个不走运的国民党将军。他本来刚从台湾开会返回，蒋介石当面命令他死守云南，为反攻大陆保留最后一座桥头堡。李弥临危受命，昨天他从云南蒙自飞往西昌，出席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召开的紧急会议。不料半夜接到电报，说蒙自方向发现共军主力，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的第八兵团六万人摆在滇南，这是他的最后本钱，所以他一大早就匆匆登上飞机赶回蒙自。
命运之神已经露出狰狞面目，或者说历史注定要给这位末路将军一个迎头痛击。当飞机飞临蒙自上空，地面浓雾消散时，他触目惊心地看见不可挽回的失败命运已经降临：县城正在激战，枪炮轰鸣，共军正在冲锋，他的部队正在溃散，机场燃起大火，两架飞机歪倒在跑道上熊熊燃烧。共军的高射机枪直指天空，一串子弹彻底粉碎了李弥重返地面降落的任何企图。飞机绝望地在天空盘旋，然后只好载着这位无处降落的司令官飞回台湾，从此这个类似最后沉没的海难场面就永远留在李弥的噩梦中。
我对李弥的认识始于八十年代，那时我只身前往云南滇西采访，为写作抗战题材作品收集素材。我先到怒江峡谷的松山战场，这是李弥戎马一生中最为辉煌和一举扬名的地方，他因此被载入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然后又到腾冲，这是李弥老家，当地尚保存许多这位国民党抗战英雄的家族材料。最后我驱车来到李弥出生地盈江小平原镇。小平原是大盈江东岸一座年代久远的古镇，据说已有数百年历史，当地文化馆一位李先生把我带到一座陈旧的宅院门口，说这就是李弥故居。李宅在当地算得首屈一指的殷实人家，有几百亩水田，做些小生意。这种逆向采访使我对于李弥辛勤奋斗的人生过程有一个总体把握。我认为李弥的人生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分水岭就在松山战场。我在1991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对松山之战的李弥作过如下描写和评价：“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24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历经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决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第八军军长，何应钦侄儿）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第262页）
“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军法从事。李弥急红眼，抓一顶钢盔扣在头上，亲自带领特务营上了松山主峰阵地……九月七号那天我看见他从主峰上被人扶下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脚，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后来打到中午，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