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美国人用旧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无偿支援。
直到这时，军官们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有一天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叫做反攻台湾，或者反攻美国更好。总指挥在同台湾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道具。”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咱们都是军人，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我敢打赌，咱们这辈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反正当兵吃粮，脱了军装也饿不死，管他个鸟！”
钱运周的话不幸而言中。当隆隆作响的飞机将装备一个标准军（三万人）的美式装备空投下来之后，李弥不是宣布挺进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西线无战事，大家好像彼此谦让，而让战局以外的人摸不着头脑。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这个谜一直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访，一位老者才向我揭开这个谜底：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这场游戏没有输家，各得其所。
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战场双方隔着两百公里距离，好像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解放军稍有动静，李弥就往后退，解放军一撤走，国民党又恢复原来的态势。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似乎都在比赛耐性，这就很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拔河比赛，双方都在拖延时间，等待对方耐心耗尽。
对峙第三个月，僵局终于被打破，解放军突然以两师兵力快速运动，国民党残军本是惊弓之鸟，立即向后撤退。这时一个更加惊人的情报传来，令李弥不寒而栗。原来共产党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支神勇的精锐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穿插到国民党侧翼潜伏起来，只等乌龟把头伸出来，向前深入一步，这支部队立刻封锁国境，切断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从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军官幕僚此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暗自庆幸还是老长官英明，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们全都做了共军俘虏。反共救国军火速撤过国境，为防万一，李弥还将总部退过萨尔温江东岸。
只有不识时务的田兴武屈鸿斋们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他们本来是部落民族，为历史潮流挟裹，又为眼前利益诱惑，因此替汉人李弥做了挡箭牌和替死鬼。解放军封锁国境，他们像被蜥蜴扔掉的断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垃圾堆。
7月，朝鲜战场传来和谈消息，李弥终于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于是反共救国军一路高奏凯歌喜气洋洋返回大本营孟萨。李弥不仅收获了美国援助，而且队伍空前壮大，总兵力翻了一倍。
7
1998年初冬的一天，我踏上飞往云南省会昆明的航班。扬声器报告飞经西昌上空时，我突然记起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
我说：“根据我的采访，1951年的战斗没有达到全部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是否可以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呢？”
彭老连连摇头道：“这样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观。边疆保卫战虽然只毙俘一两百名敌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和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可惜当时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也不能怪谁，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这个教训直到十年后的勘界警戒作战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话题转向境外。我告诉彭老，现居金三角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对1951年春天那场反攻云南的战斗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将军说，因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说：“如果他们都像现在，能回大陆亲眼看看，他们就不会去做那样自欺欺人的所谓反攻梦想。”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对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政策。彭老说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鉴于金三角国民党军残军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有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1981年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
第九章 掸邦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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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孟萨吸毒之后，钱大宇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神秘莫测。他究竟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背景？是贩毒集团，还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或者是什么秘密组织成员？他为什么关心我的采访，仅仅因为同他父亲钱运周有关？
我想，我在对方心目中是怎么回事呢？作家，采访？还是另有企图？我想他大约也觉得邓贤是个身份神秘的家伙，因为我们都没法窥破对方的秘密。离开孟萨前，我提出上拉牛山口看看，听说那里还有部分战场遗迹，而李弥时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那里。
我们的汽车开出一段砂石路面，很快就上了山。最初路面尚可，汽车开得较快，道路两旁的掸族山寨一晃而过。这条公路是通往山外的惟一公路，但是很少看见对面有车过来，冷清清的路面让人感到寂寞，偶尔见掸族人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路。随着山势越来越陡险，路面变得越发糟糕，经雨季浸泡而变得又滑又软的红泥好像牛皮糖一样包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