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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我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低头不语。最后我说：“你有信心戒毒吗？”她突然抬起头来，我看见那双大眼睛被泪水溢满了，接着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少女说：“不，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法呀。你不知道，那个魔鬼……钻进心里啦。”她放声大哭：“我完啦，没有人救得了我呀！”
少女的悲声萦绕在空气中。据介绍，这座戒毒所，未成年人占一半以上，我的心中好像压了一座大山。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棵被毒品蛀空的大树，我们的后代会像枯树那样垮掉。1999年中国登记在册的毒品受害者已达六十八万人（据2000年5月15日《北京晨报》报道）。
在云南边境，一间边防武警办公室里，我见到缉毒英雄某队长。因为工作保密的关系，我必须隐去他的姓名。这是个话语不多的年轻军人，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目光尖锐。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从前已见诸报端的各种缉毒事迹。
采访结束时，我问他：“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军人答：“是被动。毒贩到处贩毒，防不胜防，像苍蝇蚊子一样，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我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毒源，毒贩在那边从容生产毒品，我们却隔着国境鞭长莫及。”
我说：“你是不是说，应该主动进攻？”
他沉默不语。
最后我说：“你能告诉我，作为缉毒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站起身来，毅然回答：“如果上级批准，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彻底消灭金三角毒巢，铲除祸害世界人民的毒瘤。”
我看见军人眼睛里燃烧着正义和责任。
关于金三角的话题，有次我同台湾作家曾焰讨论：“以你的见解，为什么偏偏是金三角而不是别的地区变成罂粟王国？”
她回答：“我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相信上帝安排。”
我说：“为什么上帝偏偏把鸦片安排给金三角？”
她突然反问我：“你知道金三角之前，世界最大的罂粟王国在哪里吗？”
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知道，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日本汽车家用电器，迎合国人的消费心理，至此一发不可收，史称“烟祸”。
中国种植鸦片，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混战，政令废止，纲纪松弛，获利极丰的鸦片生产运动席卷中国西南、华南和西北十数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八千万亩，鸦片产量超过六万吨，为当时金三角鸦片产量的两千倍，为世界各国产量总和十倍以上，吸毒者近一亿之众。中国因此获得三个世界之最的称号：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口最多。国外有人讽刺中国，建议将罂粟花定为国花。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牟取高额利润，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天皇签订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没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3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北克钦山区游荡，寻找革命红旗，但是山区林海莽莽，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无边无际的大山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仿佛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在这种美丽的窒息中颤抖。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我面前花海重重，一叶闪耀白光的孤帆向我驶来，那是诗人莱蒙托夫的理想之帆。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郁积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扑下花海，俯向鲜花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疯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也就是区别于中国境内的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人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它们开放红、白、粉花朵，高傲而妖冶，映衬高高的蓝天白云，迎着温暖的亚热带熏风向人们摇曳。我喜欢这些美丽的鲜花，它们跟世界上所有美丽生命一样，娇弱高贵，一尘不染，它们热烈地诠释生命，开放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生存意义。人们都说罂粟花是魔鬼之花，我认为很不公平，花儿本身没有罪过，魔鬼藏在人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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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么罂粟花会唱歌，我从头人阿金的老奶奶阿婆那里听来一个传说。老阿婆据说已经有九十岁，脸皱得如山核桃，一双枯手伸出来抖抖地活像鸡爪子。她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歪倒在火塘边吸大烟，当地大烟有两种吸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使用比较考究的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粘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
老阿婆用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铜烟具。我常常看见她颤巍巍地挑起一只熟烟泡，凑在灯罩上边转动边吸，嘴唇一鼓一鼓地向外努，像生蛋的鸡屁股，然后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她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慈祥和幸福。当她过足烟瘾，才眨巴着被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