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兵的脸上现出紧张的神情，因为如果我不给报酬，他也不能上大陆消协告我，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我郑重取出一张面值为一千铢的泰币放在他面前，并祝他安康幸福。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幸福，战争注定使他终生痛苦，但是我的话还是要这样虚伪地说给对方听。他双手合十，低头念佛表示感谢。
我在荣民队里转了一圈，拍了照片就来到荣誉室。在门前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看见有几双眼睛从里面像猛兽一样炯炯有神地盯住我。那是四个玩牌的伤兵，他们停止玩牌，一齐转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我这个陌生人，那种目光分明是兴奋和有所期待的。荣誉室最醒目的是两面旗帜，一面是泰国三色旗，与国王画像并列，另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头像并排。墙上还蒙着一匹红布，上面留着那些做了捐赠善事的男女的签名。屋子另一头则供着菩萨，燃着香烛。如此组合看上去杂乱无章，不过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关系恰好构成金三角汉人难民的历史和现状，就像树根与枝干的继承关系。
四个伤兵，三个汉人，一个缅甸佧佤，都讲云南话。其中一个余姓汉人年纪较大，有五十开外，他自称四十年前就扛枪打仗，见过李国辉和柳元麟，其余都不过三四十岁，算是年轻一代。他们都是与反政府游击队作战受的伤，而且都被地雷炸断腿。我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伤在腿上？他们争着告诉我，游击队安放了许多杀伤地雷，这些地雷是从越南过来的，塑料雷，专炸人腿。人没有了腿自然就打不成仗，也就消除了战斗力。我回忆起中越自卫反击战，许多年轻战士躺在医院，他们也是被越南的塑料地雷炸断腿的。然后他们又纷纷提起裤腿，向我展览伤口。
提到打仗，伤兵的话多起来，津津乐道，我理解这是士兵人生中最值得夸耀的经历。他们争相讲述打仗的故事，讲述受伤和死亡的感受，以及战场亲见亲闻和逸闻趣事。我当然乐意他们争相表现，尽管我知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问到他们是否每月也得到政府补助六千泰铢时，他们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余老兵忿忿地说：“补助定得不公平，他每月只得到一千铢，在座诸位，最多每月也就两三千铢，而那些军官定得就高。”言下之意，都一样的伤兵，政府官员没有秉公办事。
我问他们日常都干些什么，做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互相望望，都提不起精神。余老兵怏怏地回答说：“没有事做，女人在外面替人家干活，做点小生意。男人么，就混混日子。”
往后的交谈就像白开水一样越来越没有味道。我看看表，觉得也差不多，该收场了，就向大家道谢，并赠钞票表示心意。
回到旅馆，知青朋友焦昆来看我，听说我给荣民队捐了钱，立即忿忿地说：“那些人，不要信他们的话，他们别的不会，就会骗人同情！这些人都是懒汉、无赖、赌棍，他们拿着政府补贴，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吸毒，赌博，嫖女人，什么都干，就是不劳动……你不该给他们钱，不要同情他们！”
我只好瞠目，无言以对。
第三十二章 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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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登机，抵泰当天便在曼谷机场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语言不通。泰国人自然听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在我听来，泰国话更像一锅加了牛奶椰汁的稀粥，又甜又软，让人越听越糊涂。比如下飞机给丰先生打电话，我买“Telephonecard”（电话磁卡），窗口怎么也不肯卖给我。一连跑几处均如此。我傻眼了，我付钱，你卖商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全世界一样，难道还有什么特殊规矩不成？他们居然都摇头拒绝，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好容易找到一个懂汉语的人才搞清楚，原来泰国的电话磁卡分别有几种不同的面值，可打不同的电话，比如国际长途，国内长途和市话，而这些磁卡是不能互相兼容的。因为我说不清楚买哪种磁卡，他们用泰语解释我又听不懂，所以他们无法卖给我。为了弄清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足足花去我两小时时间，让我急得满头大汗。还有叫出租车，谈价钱，转车，吃饭，找街道、地址、人名等等，几乎每个细小问题都足以令我身陷绝境，我变成聋子、瞎子，或者说像个干瞪眼的外星人，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外国城市寸步难行。我深深体会到，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斯诺只身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他那时真不知道要克服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啊！
这一切困难在我见到我的泰国翻译兼向导小米之后迎刃而解。
小米是那位允诺支持我到金三角采访的丰先生的小兄弟。小兄弟是中国人的客气说法，香港话就是马崽，跑腿打杂的小伙计。丰先生向我介绍，这孩子姓米，也是金三角出来的，小难民一个，由他陪同我全程采访。按照惯例，由我支付他的全部费用和佣金，换句话说，我是雇主，他是雇员。我抬眼看看他，这位向导兼翻译正在悄悄打量我，他的目光很躲闪，一碰上我的眼睛，就赶快垂下头，不说话，一副很懂事很谦卑的样子。
当时我身穿一件多口袋摄影背心，斜挎一架俗称“掌心雷”的微型家用摄像机，一架全自动照相机，还有一只多用途采访包，里面装着美元、人民币、泰铢、护照和采访本。那种武装到牙齿的模样，简直像架无坚不摧的“阿帕奇”直升机。不知道这副行头在小米眼中产生了何种印象，总之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很是敬畏，甚至都有了崇拜的意思，我自己很满意这样的效果。当然后来我才彻底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我用大陆人的思维和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位已经彻底异国化的年轻华人，真是自作多情大错特错了。
小米个子不高，眼球略微有些外突，不知是不是患有轻度甲亢，总之同当地人相比模样还算清秀。他的皮肤又白又细，像江南女孩子，一看就知道不是金三角土著。他告诉我，今年十九岁，懂得泰语、缅语，因为是华人，近年中国大陆旅游团激增，所以他就出来做导游。他还没有取得导游资格，也就是说是个非法打工的“野导”。他没有学历，也没有学习过任何导游课程，惟一的优势就是懂中国话（不会读、写），有些利润较低的团队就让他这样的“野导”去带，赚取一点微薄的薪水。
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学，好好学一门本事？他老实告诉我，没用，除非到外国去念书，泰国人不喜欢念书，活着就拼命挣钱享受。
小米留着现代都市青年流行的中分头，穿长袖衬衣、长裤，领口袖口都扣得紧，惟一裸露的是一双赤足，穿拖鞋。曼谷天热，大概这样不伦不类的打扮在曼谷下层青年中很流行。他的行李极简单，简单得令我瞠目，一只空空如也的塑料旅行包往车上随便一扔，里面几乎没有东西，连换洗衣物和漱口洁具也没有，至少后来的旅途中我从未见他漱口和打扫个人卫生。
小米属于性格内向的青年，话不多，常常从眼角看人，如果你的眼光偶然与他对视，他就赶快躲开，像只受惊的老鼠。如果你不说话，他会长时间不吭声，影子一样跟着你，所以你一定得先开口他才说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当导游，总之我想象不出一个不爱说话的导游如何才能使一大群游客满意。泰国是个自由经济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和领导的关怀，没有开会学习和各级党团组织“五讲四美”，到处是寺庙、吸毒、妓女和性病，小米这样的年轻华人，放任自流会造成一种什么后果呢？就像搞胎胚移植或者研究新品种，至少我对这个话题是抱有浓厚兴趣的。
当晚我们登上一辆开往泰北金三角的通宵汽车，小米头一歪，靠在我身边就睡着了，梦中发出很响的磨牙声。
2
小米实在是个有趣的青年。
他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始终处在一种猫捉老鼠或者老鼠玩猫的连环游戏中。进入金三角头一天，他径直把我领到美斯乐，拜会曼谷丰先生的父亲丰老先生。晚上我被安排在山顶一处名叫“美斯乐丽所”的山林旅馆下榻，旅馆建在树林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草木潮湿和雨季发霉的阴冷气息。初来乍到，我像个瞎子，听凭小米安排。他把我领上山顶，远离人群，我觉得不妥，提出要住在村子里，他却表现得异常固执，坚持要我住在山上，我只好屈服住下来。晚上我才发现，这座偌大的山林旅馆居然只有我一个客人，黑夜包围树林，安静得能听见蛇在树枝上咝咝游动，而村子的灯火好像远在天边。我不禁打个寒颤，这不是等于把我隔离或者囚禁起来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高处不胜寒，我来金三角是为了被隔离的吗？我猜想小米的年轻大脑产生不了这样老谋深算的主意，不知道那些人用意是什么，总之不是好兆头，但愿是我庸人自扰。
第二天我果断采取行动，自己搬下山去，住进一家叫中央旅社的小旅馆。接着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激情开始采访工作，足迹遍及方圆数百里山区，追踪历史线索，采访各种人物，实地考察调查，内容无所不包。有时一天要采访十多个人，考察若干处重要历史遗迹和纪念地，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深夜才能休息。小米的职责是提供向导和翻译服务，我认为他还是个称职的雇员，他向丰会长借了一辆小摩托车，常常天亮就开来，先载我去饭馆吃早饭，然后按照当天计划出动采访。如果去附近地方，就由摩托车载我去，如果出远门，则包租司机小董的汽车。如果我工作未完，或者因采访耽误吃饭，小米就会耐心地等在我的门外，也不催我，等我工作完毕然后一道吃午饭或者晚饭。
渐渐我知道小米不喝酒，也不抽烟，只对吃饭看得很重要。他家住在美斯乐村子里，一间普通的铁皮房子住着三代人。我从他口中得知他有个母亲，是个寡妇，父亲在他几岁时去世。爷爷从前也当兵，死得更早，还有一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