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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你们不用着急，我们有先进设备。”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后来他们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时间，把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绘出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3月菜花开的时候来的，5月就完工了。苏州人看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和运作能力，并且从心里敬佩新加坡人。
关于“软件”问题，也是中新谈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相关问题。新加坡人说的“软件”其实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园区所必需的，这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可以部分的吸收。新加坡方面自然认为既然我们是“移植软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来操作园区。苏州人哪敢随便答应——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绷在苏州人的脑子里，即主权问题。
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取关于苏州与新加坡谈这个园区合作项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主权，其它的都可以谈。言外之意，你们跟新加坡人谈合作什么都可以开放，就是不能有损任何中国主权的哪怕是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苏州人明白：国与国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哪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也可能缠到政治与主权问题，更何况，新加坡“软件”内容中，有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体而细密的，这里的“主权”问题多了去了！
“什么？软件？把他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过来就叫软件？哼，你们苏州人可要小心哟！”在北京，苏州人向有关方面介绍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是质问，并非少数，有些话在当时让人听后真会背冒冷汗。
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苏州人见状，不知所云。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真可谓内外交加、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这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这是市委的决定。
当吴克铨得知这事后，找到章新胜市长，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没啥理由，就是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干吧！”吴克铨对市长说。
章新胜摇头，说：“你老吴那点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再惹一身臊味。不行，你不干谁干？光靠我市长‘光杆司令’一人？再说，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荐的人，而且也是经李资政点头的，你不干谁干。”章新胜与吴克铨一起搞“开发区”搞出感情来了，他就是不放这位“昆山开发王”。
吴克铨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就分管‘软件’吧，最多干三年。”
章新胜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软件’这一块全交给你老了！”
●“软件”：闪烁东西方文明精神的灵魂与光芒
在今天，每一位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感受和看到的一切景物与在这些景物之间透出的文化与文明水准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样的园区中国少有，世界少有。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环境与人们从事工业现代化之间的那种和谐与平衡关系，被安排得如此协调、统一，或者说完美有序，这都是在其它地方很难看得到的，再加上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所取得的超乎想象的指标，你无法不为之惊叹和由衷地钦佩。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不作描绘也许很多读者会感到失望，然而如果我用白描式勾勒几笔，又自己感到很对不起那些十几年在此辛苦耕耘的建设者们的那份创造力和汗水，尤其是对不起李光耀和新加坡人——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形象，但我似乎又不便在本文中作过多的渲染式描述，原因是我想给广大读者留些期待和空间，并且建议你有机会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园区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的一景一物远比我笔下生辉要精彩得多……
我在这里只想告诉读者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有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李光耀和他们的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结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所在。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点和闪光点，皆在苏州工业园区上得出展示与体现。难怪李光耀现在时常在国际场合总是拿“SIP”说事。他曾夸耀说，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是他新加坡精神与管理模式的“青出于蓝”的成功成果。然而，苏州人为了把这新加坡“软件”成功移植，并如邓小平所要求的“比他们还要好”的目标，实现这种“国家经验的移植”，与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
“当时金鸡湖这一片区域，都是坑坑洼洼的地方，‘十年九涝，划船扬不了帆，走路五分钟就要拐弯’，意思是说：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规则，道路更不成样子。新加坡人偏看中这样一块地，并且说是要在这样一块地上建设起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新工业城市。我们虽然是园区筹备组的成员，但当时确实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我们私下里还议论说：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左’啊！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事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还相信得厉害啊！也有人说，反正钱是他们新加坡资本家的，用他们的钱我们不心疼。道理很简单：就是不相信这个不被我们苏州人看好的地方会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壮志下搞出个新天地来。可后来证明是我们错了……”一位“老园区”感慨地说。
根据初步协议确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启动开发的是8平方公里，中期是7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按照新加坡的“软件”模式，这70平方公里面积在正式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前，必须将地下设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先进工业城市的标准“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简单说：道路、环境、消防、通讯、污水处理、地面绿化等等，在外商进入园区时必须都按世界现代化工业城市最先进的条件给配备好了！
因为没有钱，因为习惯了“边规划、边建设”的中国人，哪见过这种干法！但新加坡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软件”精神——地下设施必须走在地面建设前面，而且要求地下设施“百年不落后”。
开始苏州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事过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今天的园区发展，现在的苏州人，没有不佩服新加坡的这一“软件”之高明——一步到位后，避免了无数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降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最让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软件’理念精神的是，他们提出要让园区7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能够达到百年不遇洪涝的防淹能力。就是说，要把整个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填起70厘米高。我们当时听了没一个人相信！这怎么可能嘛！不说70平方公里，就是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不说那些低洼与湖塘怎么个填法，就是本身地势低洼的地面上再填高一米高，8平方公里要多少钱知道吗？当时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里就是4亿美元哪！4亿美元，等于30几亿人民币，什么都没干，光平整地面，就一下花30几亿元人民币。我们当时想，换了中国，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专家还说，我们苏州从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围塘筑堤挡洪水的办法，苏州城不也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嘛！但园区现在是中新两国共同建设的，尤其是说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软件’来管理和经营，所以必须按新加坡人说的去做，也就是说必须填土，把所有那些低洼地、烂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涝。”周志方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形，感触很深：“当填土大战开始后，整个苏州市周围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几百辆拉土车子在跑，满城尘土飞扬，老百姓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因为确实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园区建设的战车已经启动，必须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时间概念特别强，谁耽误了就得赔付大钱！再说那些钱中有我们中国人的、有我们苏州人的，谁也不愿白白浪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