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概念特别强，谁耽误了就得赔付大钱！再说那些钱中有我们中国人的、有我们苏州人的，谁也不愿白白浪费。拉土的车子都是陕西出的，车牌子是黄的，车身颜色是黄的，拉的土又是黄的，所以百姓说苏州现在了不得，满城都是‘三黄鸡’……我要说一句：苏州园区今天建设得那么好，苏州百姓当年是做出牺牲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苏州市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园区美丽，无疑可以留在“洋苏州”的史册里。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面积填土工程顺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来了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当时常州、无锡等苏南一带几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泽民总书记在飞机上往下看时，突然发现在汪洋之中有一片绿地，问随行人员那是什么地方？当有人回答说那是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时，江泽民欣喜地说，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后来他真的来到园区，并且感叹道：看来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许多建设理念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州工园区后来开发的70平方公里面积，都按这个模式，将原本低洼烂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块坚强而雄健的胸肌，充满了力量与生机。据说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把苏州园区这种在地面建设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开发经验都运用到自己的开发区建设上。“规划就是法”，这话拿到一般的行政区域和城市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异想天开，这是因为中国不少地方的建设一般来说，领导的意见远比“规划”和计划要来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种建设不按规划和计划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执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规”了。但在苏州园区，“规划就是法”，如一条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经规划好的东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开发之初中新双方立下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这些建园的基本原则，无论你苏州领导换了多少回，谁也别想轻易改动一下园区发展总体规划上已经定的事，哪怕是一条路、一棵树、一根电杆，市长都没这权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使规划效益成为园区最大效益，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王金华谈起这一问题，双目闪光，“因为我们接手时，整个园区的账面上是严重负债的，但新加坡人给我们留了一笔巨大的资产，就是已经规划好和正在建设着的园区蓝图，这个蓝图包含了极高的预期效益，我们后来能够通过土地置换成资产并有效进行投资拍卖土地来获得抵押，从而实现资本的成功运作，靠的就是园区一步到位的规划蓝图。”
“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是园区规划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参与早期园区建设的人告诉我，在园区启动之前，中新双方的专家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在国内率先实行了高标准的“九通一平”，即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标准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李光耀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人夸耀过：“我们的软件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许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资1。5亿美元的外企，到园区落户建厂，曾要求在大门前的绿化带上开一个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园区批准，但这并未影响该企业对园区管理的赞赏，他们说：“园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做得非常好，我们5年前拿到的发展蓝图，和后来拿到的现状图纸非常接近。”
这种规划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随意改的“软件”管理模式，所实现的结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软件”不软，这是苏州人在学习和移植新加坡管理与经营过程中感受深切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也有很多让新加坡人感动的‘软件’。”亲身经历了园区初期建设全过程的吴克铨说，“刚与新加坡合作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一旦初步协议签订后，就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后来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是值得依赖的，并且是最讲究效率的，尤其是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让他们深切感到我们中国人的‘软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开始：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甚至有些放不到台面。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明确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新币——一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是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就是通宵也最多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作‘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算有了临时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园区筹备时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方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在市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了，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不是诱人的高工资、好待遇的缘故，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有段时间，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在干部大会上严厉训斥道：“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基本上就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携带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关注与关心园区大建设之中。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管理与运营现代化城市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面积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面积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要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资尚未见影子时，新方坚持一定要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建起来，而且要求开发区的70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污水做到全部实现自流通畅，这样的标准和超前水平，在中国建设工程史上可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但苏州园区建设一开始就必须这样做。施工开始了，新加坡承包商们驾着巨型凿掘机，在9米深的地心飞旋凿进，而地面则毛发无损……苏州人看在眼里，感叹在心中：人家的“软件”其实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这样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学理念的“软件”之上。
还有一件事让苏州人不能忘记的是：后来随着园区迅速发展扩大，中新双方的合资公司越来越需要资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虚设的，得把属于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银划到账上呀！苏州人一次次冒虚汗。而在这个时候，中央和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出面了，在他们的组织调度下，中国国内的大老板们纷纷参与进入了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财团”们踊跃认购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有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股份……
园区的首期开发是8平方公里，主开发区是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