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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县委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第03章 神奇的“无形之手”
1998年10月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团一行10多人应邀赴义乌参加由国家国内贸易部和浙江省联合在此举行的“19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第一次到义乌，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惊喜。虽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走南闯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没见过？但我们却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是在一个显然远离开放地区的小小的县级城市。历经中国农民几次革命运动的《李双双》作者、老作家李準先生本来身体有病，一到义乌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兴致勃勃地游览市场。著名诗人李瑛先生更是诗兴大发，长吟《农民兄弟赶天路》……由于我在义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人长，所以许多当时我们作家们惊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在开幕式那天义乌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踩街游行，这样的街头大活动在京城首都也是久违了的。当时我们作家代表团中就有人惊叹地想弄清义乌市政府为了举办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踩街活动及其所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几十个方队的彩车等，义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组织外，几乎没有花费任何钱财。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透露了另一个有趣的信息：考虑到整个活动时间，计划中的方队出场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而确定的。但后来活动布置时则令组委会的同志大伤脑筋，因为政府原考虑为了节约经费，便对参加踩街方队的要求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即采取各单位、各企业自愿报名、自筹资金的做法。这一条一公布可不要紧，却使具体办事的组委会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些日子，报名参加踩街的单位和企业成百个，后来我们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比如一个彩车方队，早先我们怕因为经费比较大而弄不起来。可事实上消息一出去后，想参加彩车方队的最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单位和企业就不用说了，光个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接待。大伙都这么说：‘只要让我参加，几万几十万的钱是小意思！’”听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绍，我手中的笔忍不住有些颤抖，心想义乌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鸡毛换糖”这样一分一厘的小本抠门生意是他们，像踩街这样过市一回扔下几万几十万元钱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们。说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后来宣传部长朱连芳解开了我心头疑虑，他说：富裕了的义乌人现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会作回报，因此像参与博览会这样很有面子的事，谁都愿意干。
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吗？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9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义乌人既继承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一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者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缤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高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占上风。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负责人徐至昌。
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20多年的右派，这其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桌、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凳。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张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扩展市场。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工商所的同事听说后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子，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