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定时间、定任务地转制！”市委的死命令。县政府的死命令。镇上的死命令，企业和工厂关上门也要完成的死任务！
呵，那岁月，苏州像一艘漂荡在海上的大船，突然折断了桅杆与篷帆，不知驶向何方，在风涌浪滚的海面上打转转……
“来，你们看看，看看这条小河还可不可以下去游泳了……”
“来，你们闻闻这江水为什么是臭的，看看水里还有没有游动的鱼儿……”
“来，你们瞧瞧这桃花为什么不再是红粉色的而像是涂了灰似的……”
干部们耐心地将原来是种地的农民现在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群众引到河边，领到江堤上，让他们自己体会发展和致富的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污掉的河可以治，涂了灰的桃花可以在雨后重艳芬芳，江湖清了小鱼还会欢游，可是产品不对路，资金周转不了，工厂就会关门，这才是真正的自取灭亡啊！
苏州全市的干部群众不得不放下头上的光环，开始痛苦地反省……
“浙江的私营企业火得很，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越来越成问题，人家的企业越办越红火？到底奥妙在哪？”
“没啥奥妙，人家姓私，我们姓公，一字之差，效益和效率差之十倍百倍。市场经济竞争如此激烈，我们不败才怪！”
有人已在私底下“悄悄革命”——把僵板的企业分配制度和产权制慢慢分解成集体的、个人的，还有企业主的，甚至是彻底的私人承包制的、部分出租式的……
那股风从东南角吹来，越吹越猛。那风里夹着浓浓的“温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苏州乡镇企业走在最前面的丝绸之乡——盛泽。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销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润高出我们几倍，而且老板可以当场付现，甚至十万百万的现钞出手也没违规、违纪一说，可我们呢，厂长请客商吃一顿饭因为没有发票却弄不好被说成是贪污！别无选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浙江人俘虏过去了……”一位在苏州土地上当了15年乡镇企业的厂长经受不起浙江人五万元的年薪诱惑，带着10多名骨干跨过一道十来米的小河，在浙江嘉兴的一家私营纺织厂安营扎寨，不到半年这个厂长获得20万元“分红”，那10多个骨干每年也有4万元“红利”。
一条小河可以隔成两种经营制度，却隔不断老百姓的耳朵。于是又有十个百个盛泽人跨过那条十来米宽的小河省界，来到浙江嘉兴和湖州地盘，或加入当地的私营业主的行列，或干脆租下几间房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
“怎么样？跟这边集体的效益比哪个好？”
“还用说！过去我们是为‘大家’干，现在是为自己干，干多干好除了缴税全归自己，你说哪个好？”过河的人对河这边的人如此说。
于是，又有一批批盛泽人过河去了。这回不再是盛泽人，还有震泽人，甚至是吴江以外的昆山人、常熟人，甚至还有张家港和老吴县人。
苏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严峻。这种危机和严峻不仅反映在内部的分裂状态，更有外界机枪式的对乡镇企业发展实质的抨击与争议。
彻底的否定是唯心主义的。苏州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直至成为“半壁江山”，一切讲实事求是的人谁也无法否定它对国家、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深刻而直观的积累与贡献——那些年农民们盖的小洋楼、昔日泥泞的乡村土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水泥马路，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等公益事业的大改观，难道是天上掉下黄金白银后才换得的这些吗？
不，没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硕果丰实的乡镇企业经济，一切都不可能有！
苏州人清楚。苏州以外的人后来也清楚——“人间天堂”并非上帝给的，天堂同样得靠人的奋斗与辛勤的劳动。
但此时的苏州人更清楚另一点：任何一种创新的产物都早晚会僵化，都早晚会走向反面。只有继续不断地创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继续思想解放中才获得可持续发展。“苏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现实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对历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对历史更加尊重和未来的负责。
“乡镇企业到了该脱胎换骨的时刻！那种政企不分、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和不注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皆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阻力，我们需要调整，需要继续创新。”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清醒地意识到：90年代之后世界工业革命已呈明显的全球化经济特点，开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征，顺其规律所行则昌与盛，逆势而走则灭与亡。
既然是开放型，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能简单地掌握一种“灵丹妙药”，也就是说，浙江的私营经济模式我们要，但我们更要大量吸取外资企业，走外向型经济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这样说。聪明的苏州人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又比别人更清楚和高出一筹：一方面派出数千名干部全力以赴帮助乡镇企业全面转制，一方面花大力气左冲右突抓外向型经济项目……如此握紧两个拳头，以万钧迅雷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里实现了98％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转制，并将一定规模的企业又集中到乡镇以上的工业园区，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高调喊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这是苏州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深刻总结出的一条血的经验教训，也是曾经被人在“苏南模式”的光环上涂黑漆的一处隐痛——有痛，才能有痛定思痛。防止环境污染、保护土地资源，这是苏州飞速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巨大的经济总量，洪流般的劳力拥入，使得苏州人越发“虽富难安”。为这，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38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是谁也不能碰的红线，随之他们提出了后来传之全省乃至全国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于是，招商引资中有了一条“土地投资强度”硬性指标：每亩土地上的投资必须达到500万以上，否则入门无路。
“绿色苏州”、“生态苏州”、“文化苏州”“平安苏州”、“情趣苏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一个个地提出来，并且一个个被实实在在地做了出来。
造绿、造园是苏州人的传统与特长，苏州人以其特有的聪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古典园林的技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新版图。
这一苏州新版图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4年，苏州被入选当年“全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并获得惟一的年度大奖。到这一年年底，苏州市区的绿化覆盖率达40％，人均公共绿化地达8。6平方米。古城区内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处小游园；全市建成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9个县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5个县级以上森林公园，受保护地区面积占全市面积的10％，整个苏州市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87％，在全国重点城市名列前茅。
在苏州老百姓的眼里是另一种发展的新景象：楼房改成了小别墅、小庄园。河水开始能见底，鱼儿又在水面上嬉戏，白鹭飞满了湖塘……
那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9个被认为是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科技城市，它们分别是美国的奥克兰、奥马哈、塔尔萨、汉茨维尔、阿克伦，巴西的大坎皮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和中国的苏州与法国的蓝色海岸。无独有偶，其后不久的《纽约时报》也评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最佳投资的十大城市，苏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众多媒体此时都把苏州评价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苏州更了不得：全市GDP过4000亿元，等于1982年时的全国总量。这一年GDP总量统计一出，使得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从第七位跃升为第四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第六名跃升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农民纯收入全国第一……
“苏南模式”似乎仍未降温，“苏州现象”则又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并引起世界瞩目。
“苏州发展好，应当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分别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苏州发出号令。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后，两年中为指导苏州的“两个率先”，光到昆山就跑了不下七次。“苏州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应当负起这个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苏州，总要反复强调这句话。
江苏省委和李源潮是讲求实际的，“两个率先”到了他们手里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硬邦邦的“4大类18项25个综合指标”，其中第一大类就是经济发展指标，它具体包括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几项。“全面实现小康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以富民优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为依据，以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省委的文件上这样明确，李源潮说得更直白和坚决：“农民纯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决！”
苏州人没有辜负党的领袖和上级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GDP达6701亿元，财政收入66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680元。
这样的一串数字在普通人的眼里也许并不感觉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执政者、领导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拿出苏州2008年的GDP的数目来同其他地方的GDP比一比，你就会怦然心动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GDP落后在苏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之后。再拿2008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数目来比一比，你同样会惊叹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全年财政收入少于苏州。
什么叫对国家的贡献？什么叫对民族的创造？什么叫伟大的时代精神？
苏州便是。苏州的发展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标志。
苏州的贡献、苏州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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