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一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他们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委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的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地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情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缸里扔进了一块沸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个个言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聪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是多数。
“吃不吃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诚信、真诚和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优人一等，他们中还不是有许多人都是我们昆山籍人嘛！俗话说，亲不亲，同乡胜过门上钉，你只要铆上劲，哪有挂不上万两千斤的！我同意克铨的意见，我们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点感情来投给上海人。小昆山要大发展，离不开上海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亲过程中人家财大气粗一点，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关键一点是我们要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优势是一切合作的砝码，昆山该到了好好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了！”蔡长林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有些昆山向外“扩张”的总动员令的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曲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尤其是在江苏和上海这两个苏南的富市强省之间，据我所知，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少，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江苏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的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结下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历来如此，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把苏州这位小兄弟称作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
但完成这种关系的过程是复杂和微妙的。昆山人在建立苏州和上海这种“兄弟般”亲戚关系的过程中起着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昆山的吴克铨已经从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昆山的县长。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上海攀亲是吴克铨“强大昆山”的战略的主要思路。
他上任县长后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上海纺织厂联营。选择纺织厂合作联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说起纺织厂，不同时代的昆山人有不同的感受，这家当年在大跃进时代建起的纺织企业，曾经给没有工业的昆山人添了不少荣光。可是20年过去了，它的容貌和产量不曾有过丝毫的改观，到了改革开放年份的80年代初，这家国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税务部门免税来维持。纺织工业部的一位部长看过后长叹一声道：“走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厂，没想到在昆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家破烂的厂子，哪一天你们通过技术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块旧厂车间，好作纺织工业的文物让后代人看看。”
昆山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是滋味，但现状就是如此。
作为县长的吴克铨心里更不是滋味。怎样来拯救纺织厂、振兴昆山，这是他上任初始想得最多的事。而且在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昆山要发展，路怎么走这是关键。
熟悉吴克铨的人知道，这位苏州吴江籍昆山人，在任昆山县长之前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基层干部没有的经历：他是50年代末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值国家用人的时候，国家计委从中南财经大学要走了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北京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没呆几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来临，甘肃那边出了事，热血男儿吴克铨贴大字报强烈要求到最困难的甘肃去。“当时有十七级干部不肯去，我就报名了。”吴克铨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甘肃去参加“整风整社”的。组织上原讲他们那一批人等“整风整社”结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吴克铨完成任务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简机构”的通知，吴克铨就这样被“精简”了，他选择回老家苏州。但他没能到苏州城里工作，因为“精简”下来的人需要服从组织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苏州最困难的昆山，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妻子孩子成为昆山人，从此没有离开过……
若干年后，上任县长的吴克铨重操旧业：计划（或者说谋划）——成为他当县长后最能显露的本领与独特才华。
“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个传统的问题，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惟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邓小平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果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前景比其他县市更有优势，首先是离上海近，其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去，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则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
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问题似乎是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未知前景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想完成这一革命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
“搞工业的五要素，我们几乎全都缺。怎么办？我们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这五样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们昆山能不能‘借’到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大家争议的事。有人说，上海人干吗要‘借’你昆山这些东西呢？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江苏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