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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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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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喽。”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从这个举动中,村里人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入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宣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村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工业之花盛开田野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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