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去先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
六
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晚夜，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位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这两则消息，让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铁牢。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他，这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将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他并不害怕，并且早己做好了准备，然而宣灏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要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的狗叫声畔在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只见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编者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了少数人的尊敬。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 ）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一一“读新书店”经理一一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一一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灏被捕后，先后被关押于息烽和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如罗世文、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罗广斌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他的思想从对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上升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曾与宣灏同在白公馆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毛晓初在回忆材料中记载了宣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革命啦，讲起来不是易事，干起来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关起来后，老谭、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才懂得革命，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杀头，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一个心愿，脚步齐，这就更不易了。现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着共产党，跟着老谭、老许他们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未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的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的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
现在，窗外已透进黎明的气息，黑暗虽拼死抵抗，但显得那样无力而步步退缩。宣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虽然长期的狱中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但他仍感到远方的天空已明朗起米，他双手伸出窗外，试图拥抱那光明。此刻，他多想冲进重庆秋季的晨雾中，去尽情地享受即将来临的曙光啊！然而，黑暗将把他吞噬在这铁窗之内。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深感遗憾，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丝毫的恐惧，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他要告诉党，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情：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着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 “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灏弟上言
最后落笔时，宣灏已经看到了东方的鱼白云彩已经露在监狱的窗户上，于是他恭正地写上“十一月十五日”这个时间。
这封信写成后，不日，宣灏便寻机将它交给了同室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当时在白公馆的难友中，大家普遍认为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脱被“制裁”的厄运的。而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当宣灏将要求入党的信交给罗广斌时，他庄严地点点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表示只要有机会，一定向党转达，然后将宣灏的信悄悄叠好，藏进地板下的一个秘密地方。后罗广斌侥幸脱险，宣灏的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才重见天日。罗广斌等人创作《红岩》小说时，还以宣灏为原型塑造了胡浩这个艺术形象。
在白公馆的宣灏疾书“最后的要求”之时，同是11月14日这一天夜晚，渣滓洞的震动和影响无疑是更加巨大的。这一夜整个渣滓洞可以说无人入眠，电台岚垭的枪声虽然传不到这里，然而囚友们的心头是清楚的，李青林、江竹筠、“老大哥”他们出狱后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尤其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脚步离重庆越近，丧心病狂的敌人对我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一次就拉走了我们29名同志！敌人太凶残了！”黑色的长夜里，渣滓洞内的同志们有人在低泣，有人在叹气，也有人躲在墙角里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努力吧，我们一定再见的。
不要迟滞地等待，
不要张皇的疑惧，
我们是在逆流汹涌中划行，
谁要一松手，谁就会倒退千里，
您没有迷误方向，那么，
一息不停划去呀，再划去。
这有限的途程，我们都胜利地渡过了，
这时候，在胜利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