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 第15部分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十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敌特分子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者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样，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进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它有关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处，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九

“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据说况淑华在接信后立即向有关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不料敌人抢先屠杀，整个营救计划落空。信中提到的“蓝先生”指的是渣滓洞狱的敌方看守黄茂才。这位黄茂才出身贫苦，因躲壮丁出来，在渣滓洞做一般看守。经过狱中地下党同志对他的有力争取，决心弃暗投明。黄曾冒着风险，先后从狱中为革命志士们带出信件近20封，并带回一批书报药品，这条极其宝贵的秘密渠道一直是渣打滓洞内的共产党员们获得同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仅此一例，也足予证明党组织对身陷“人间地狱”的战友们的命运尤为关心并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

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皇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的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行将的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在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又同时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

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国民党方面：早上就可以看到的《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注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功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忆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伪重庆市市长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4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伪市长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留在渣滓洞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宾兵“干掉她！”而且末后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

宪兵特务们立即到渣滓洞提人。“杨汉秀，出来！”这个被叫作杨汉秀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从女囚室被提走了。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就是杨森的哥哥的女儿。杨汉秀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她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