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于是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会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逼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息烽军统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荡说话：“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说：“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哑然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它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能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这时有个想戴罪立功的特务，悄悄来到黄显声住处，劝他逃走，并且还为他设计了越狱方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同志，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话说回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减缩了编制，贵州息烽集中营因而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在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长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宋绮云夫妇最初也关在息烽，后来转移到白公馆。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想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暗杀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在重庆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时，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偷偷为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对黄显声将军的启重和深厚的友情。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特务看守长杨兴进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事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寻问了一声。
“督察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兴进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在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插在身上，然而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俩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条久年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拨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跄踉地朝前迈了两步，然而坚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