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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心养性的成就！
……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白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法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呵！”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六十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慨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他把共产党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他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一边高声吟颂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因为《彷徨》与《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容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形式，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邮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容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容苇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也罢，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容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小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容铸，于是他便推说要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了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陈然也随后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容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